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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和虚拟货币交易所会成为“3.15”曝光对象吗?

2019-12-01 16:15:48

3.15快到了,这几天很多朋友来打听,会不会此次曝光对象是ICO和虚拟货币交易所?一些交易所的老板也犯嘀咕,不断各种表忠心,那么,到底从法律上讲,虚拟交易所的行为涉嫌犯罪吗?会不会有人被请喝茶,且听飒姐分解。

1、虚拟货币交易所历史上犯的错误,现在会追究吗?

以比特币为主导的虚拟货币无疑考验着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管理能力。批准作为付款方式?指定为“特定虚拟商品”?似乎每个人都还在摸索,但在好人举起手之前,坏人已经提前做了。

一波钱币制造神话,一场线下营销,一群代币迷,狂热的气氛已经感染了很多人,有些人把房子放在一个篮子里,有些人借钱扩大杠杆,有些人在等待机会开始内幕交易来操纵货币价格。

正因为此,虚拟货币及与之相关的配套平台和发行方式,有刑法规制的必要性。

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原罪,可能包括:非法经营罪(刑法第225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诈骗罪(刑法第266条,如有内外勾结内幕交易行为多涉嫌此罪)、洗钱罪(刑法第191条)、盗窃罪(刑法第264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第285条第一款、第二款)等。

如上述收费,自我国开展虚拟货币兑换以来,并没有超过法定时效。原则上,确实有可能提出起诉。但是,我们认为“枪口要举一公分”,因为行政法和民商法可以很好地管理,调整范围,不需要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刀。因此,不应追求历史错误。

2、币币交易,法币与token交易,是非法经营罪吗?

非法经营罪是著名的“口袋犯罪”。上海华东政法教授刘贤权教授认为,这种犯罪被广泛地批评为计划经济的产物。``

根据该罪名第3项的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可构成非法经营罪。

每次有朋友把区块链技术直接说成“大账本”的时候,我都有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如果当真做了资金转移收付,那就更说不明白了。

有朋友说,我们不联系国内法定货币和外国法定货币,即货币交易?令人遗憾的是,“刑法”第225条第4款规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其他非法商业行为也构成这一罪行。

所以,币币交易,可能会被理解为“其他”,从而纳入刑法规制之内。

当然,有个解套的办法,2012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曾有一个回函,针对某省高院询问的问题,没有放贷资质的企业和个人,如果以放贷为业,扰乱市场秩序,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而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的结论是,这是不适当的。因此,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也致函下级法院或有公报案(如股份确认等),则中国虚拟货币兑换的正常运作将不再被视为“刑法”第225条所指的非法经营。

3、犯罪圈的划定,到底由啥决定?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田宏杰教授(一位女老师)的观点,“刑法作为所有部门法的后盾与保障,无论是犯罪圈的划定还是刑事责任的追究,既要在形式上受制于其保障的前置法之保护性规则的规定,更要在实质上受制于其与前置法之保护性规则共同保障的调整性规则的规定”。

给大家翻译翻译,也就是说,刑法到底打击到什么程度,不是自己就能决定的,而是要看“入罪门槛”的宽窄,也就是国家机关是否批准、同意等,刑法不能超越行政机关的规则而冒进。

请注意,这里的国家机关,而不是地方监管机构,必须是全国性的。

从飒姐的实务经验来看,刑法在一些民间借贷、民间纠纷中曾扮演过不好的角色,以至于公安部等直接发文,强令禁止公安机关查收民事案件。

因此,公安机关已然十分收敛,行政法还没有看明白的地方,一般不会轻易出手。这也就是为什么2014年初,还有人敢说:“只要老百姓不去闹,P2P想怎么干怎么干!”的原因。

如今互联网金融的烫手山芋,从网络借贷平台跳转到虚拟货币交易所,历史是惊人的相似。

目前,公安机关对此案处理十分谨慎,沙姐姐参与辩护的第一起刑事案件涉及虚拟货币兑换。处理当局在证据收集、逮捕、破坏等方面做得很仔细,所以我的对手暗地里欣赏它。目前,我们预测将首先处理纯粹的欺诈交易、传销等手段的交易以及ICO。

4、求处罚,就可以不坐牢吗?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民事侵权判赔和行政处罚力度,并没有把坏孩子的屁股打疼。

飒姐赴美留学的入学考试就是一道侵权法的题目,细节我记不清了,就是记得一个老太太在饭馆吃饭,被鱼骨头卡住了,最后法院把饭馆判得倾家荡产。

彼时,我还不能理解为何要这么狠?此时,倒是能理解几分,无非是用高昂的成本惩戒世人,利用理性经济人原理,把大家都劝回到谨慎小心服务的轨道上来。行政处罚,同理。

既然都是为了规制人的不良行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新兴业态求处罚,一旦给了巨额处罚或判赔,是不是就不会追究刑事责任了呢?

呵呵,很多学者是这样认可这一观点。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在法学院大家都会学习“吸收主义”,重罪吸收轻罪,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个原则用在如上情形下。

可惜,这个观点有问题,刑事处罚不能替代行政处罚,一个仿真枪网络销售者被捕后,其家人继续经营网店,一人坐牢,家人重操旧业,这样的问题得解决,那就是,既要刑事处罚,又得关门歇业。

甚至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采用吸收主义也是刑法刑罚吸收行政处罚,以换取刑罚不可免除的刑罚。

5、未来,“口子” 趋严还是放松?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金融犯罪的综合治理研究》应运而生,社科基金的分量极重,选中“网络金融犯罪”本身就是在国家层面已经关注到互联网金融刑事风险和案件了,并且积极寻求大腕学者的献言献策。

本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由厦门大学刑法带头人李兰英教授(女老师),从公开研讨会(2018年1月)成果看,网络金融犯罪的综合治理要有“顶层设计”,以刑法治理为中心,对接金融监管,社会预防,情景预防和效果评估等方面的内容。采用全景主义和复眼观察,抽离综合治理网络金融犯罪的要素,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具体内容和逻辑细节,飒姐不便继续透露,但可以肯定未来四年,都是互联网金融刑法研究的重点年份,也一定会有相应的案子和行为人作为被研究对象,载入史册。

如果对ICO的官方态度保持不变,则操作虚拟货币交易(如比特币)的平台将难以在国内寻找法律模型,除非法学家(包括实际专家)有有天赋的设计和重复的争论。

不过,监管是动态的,随着国际局势与各国对待虚拟币的态度演变,也许,会采用刑法修正案、最高院司法解释、公报案例等形式,将刑法从马前卒转化成“士”的角色,那时候,市场也就不焦虑了,监管机关司法机关各司其职,不阻滞也不放任,如烹小鲜....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