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银行贷款继续向盲目扩大产能、依赖低技术、低价格的低效公司发放,并可能导致新一轮产能过剩,目前的融资困难可能是一件好事。
融资难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人只是从资金提供者的角度来看它,即金融机构,而大多数的解决办法是放松融资阀门,建立更多的金融机构,增加资金供应,放宽融资条件等等。因此,融资困难往往很容易归咎于片面的财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更理性、更全面地分析这一问题,特别是从资金需求方面,即迫切需要融资的非金融企业来探索其需求背后的制度机制,那么融资本身的困难就可能反映出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
首先,从经济学角度看,企业和消费者这些支出主体都受到预算的约束,不能无限度地获得外部资源。但只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剩余被充分开发和利用,预算约束并不妨碍资源配置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
企业融资困难是否对投资和产出造成负面影响,关键不在于这种外部融资约束本身,而在于企业能否通过短期内更多开发和利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剩余,即创造出更大的利润,并通过利润再投资这种内源融资方式来弥补外部融资的不足,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非金融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越高,就越表明企业发展和利用其主要业务机会的能力不强,也反映了企业竞争力低下。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的非金融企业普遍依赖于外部融资,这表明经济在长期内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我国企业对金融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企业的杠杆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面对发达国家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我国企业迫切需要改变竞争力弱的局面,而为消除企业发展障碍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迫切的。
其次,融资难问题反映的是企业的资金需求大于银行资金供给问题。从经济规模总量来看,我国已在很短时间内跃升到离全球第一不远的位置。与此同时,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量也快速增加,去年二者已大大超过GDP分别达1倍和约0.3倍的水平。伴随着货币和实体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结果之一,是产能过剩、能源资源的超负荷运转以及PPI连续31个月的负增长。
如果银行贷款继续向盲目扩大产能、依赖低技术、低价格的低效公司发放,并可能导致新一轮产能过剩,目前的融资困难可能是一件好事。
长期以来,我国相当数量的企业并不依靠内部创新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根本途径来做大做强,而是主要依靠外部融资来借新还旧还林,反映在政府隐性担保和僵化支付的背后。从长远来看,道德风险是一个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个“三相叠加”的特殊时期,政府要保持固定的权力,让市场供求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相信企业家的智慧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