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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中心争夺战,深圳真的能全面超越上海吗?

Vista看天下2019-04-14 12:50:36



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起,深圳在36年的时间中一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明星城市,它在改革进程中表现出的领先于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更是让一众经济分析人士将其看作中国经济的未来。但深圳真的从此就能“全面超越上海”吗?


深 圳和上海又一次被摆到了擂台上。


7月19日,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深圳人大代表魏达志出席某论坛时,旗帜鲜明地抛出自己的观点:上海不是深圳的对手!浦东自贸区也不是前海新区的对手!他从两座城市的静态经济数据、所有制结构、前海新区与浦东自贸区的对比等角度阐明,这是由上海所有制结构决定的,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政经氛围决定的。


一月之后,原第一财经总编辑秦朔针对上述观点,在其官方微信号上发表文章,“当深圳敲门,对上海是阴影还是动力?”秦朔在上海读书、工作16年,自诩为“新上海人”,对于魏达志的观点,他坦言“一边读,心理阴影一边扩大”。


秦朔在文中指出,深圳经济总量20年后会超过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经济城市;深圳人均经济指标早已超过上海,且上海难以追上;深圳的创新指标优于上海;深圳的产业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强于上海……他总结,虽然上海在城市综合管理、文教卫体等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上仍有一定优势,但在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企业素质、人口年轻化等方面,上海都已落后。


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起,深圳在36年的时间中一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明星城市,它在改革进程中表现出的领先于大半中国城市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更是让一众经济分析人士将其看作是中国经济的未来。但深圳真的从此就能“全面超越上海”吗?


“深圳的科技创新和应用转化能力在全国是数一数二,但上海还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深圳经济观察智库首席研究员悦涛说,“十年后深圳是不是会全面超越上海?谁敢下这个绝对论断?”



马云为何没有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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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蚊子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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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对政协委员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给了他一个刺激,“有一天我见了马云,他跟我说,阿里巴巴一开始是在上海,后来回到了杭州。我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


“为什么像马云这样的人,在我们这儿没有成长?”这个疑问被称为“俞正声式问题”,并在之后几年反复刺激着上海的神经。毕竟,BAT中,百度落于北京,腾讯在深圳独大,而阿里巴巴打造出的周边生态链,为杭州这个二线城市跻身成为全国知名创新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道出了上海在本轮竞争中略显乏力的原因之一:在本轮移动互联网浪潮中,上海的表现无甚亮点可言。8年时间过去,上海没有出现马云,涌现的一批新锐互联网企业在量跟质上都无法与北京、深圳相比,而昔日无比耀眼的盛大等互联网企业也迅速黯淡下去。


上海曾有过辉煌的互联网创业时代。2004年,腾讯、空中网等11家互联网企业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但其他10家IPO企业加在一起,影响力也比不上同年上市的另一家企业——盛大,它是当年市值最高的中概股公司、全球市值最高的游戏公司,并直接将创始人陈天桥送上了中国最年轻首富地位。


陈天桥在当时进行的一系列计划在如今看来也颇有先见意识。2003年,他提出电子支付,并在2007年将其平台化;2004年,他意识到IP的价值,整合以“起点中文网”为核心的盛大文学;2005年,在盛大股价达到高峰时,陈天桥创全球先河,宣布游戏免费,从根本上颠覆了网游的商业模式······


盛大激励了一批早期互联网创业者前赴上海取经。沪江网创始人伏彩瑞18岁到上海,在上海已经待了19年,最初创业时他是听着盛大和陈天桥的故事来激励自己的。


名片全能王CEO镇立新在接受腾讯科技采访时表示,“如果盛大继续辉煌下去,可以起到一定带动作用,会给上海带来一些改变。”但辉煌最终没有持续,上海从此再无“互联网王者”。


除了缺乏领导性的互联网企业,上海的互联网创业文化也被普遍认为比不上北京、深圳。


马云曾解释过当初他为何没有留在上海,1999年从北京南下准备再创业时,他发现在上海待不下来,一是淮海路的办公室租金太贵,二是上海大部分年轻人更倾向于去500强公司,对民企不感兴趣。即便要去民企,也很在乎老板是不是“海归”,而他学历太一般,很难在上海组建团队。


原盛大影视CEO赵雨润是上海人,但他选择到北京创业。他总结上海人的特点是喜欢“买办”文化,本地人更倾向选择世界500强企业,每天喝咖啡,人生优先级第一的是买房买车,创业是有风险的事,不被大多数人接受。


上海人、华兴资本CEO包凡也在腾讯科技的采访中表示,“上海不缺市场,它是中国O2O最大市场。上海的高校每年产出那么多人才,也不缺人,上海更不缺钱。”那上海互联网创业的问题是什么?他只能归结为文化的问题。


上海市市长韩正在2015年3月的内部会议上提出,习近平2014年5月考察上海工作时就要求,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6年4月,国务院层面上公布了上海科创中心方案。8月8日,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其中着重提出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不缺国家政策的支持,然而上海能否在互联网创业创新上再度突破?仍待时间检验。



深圳:骨子里的创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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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蚊子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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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邦科技董事长刘葆春30年前在上海接受教育,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划了一个圈后,他选择前往深圳,并于2002年成立卫邦科技,选择在智能静脉用药配置机器人行业深耕。


“深圳管理部门的创新敏感度非常高。”刘葆春说。在最初创业起步时,卫邦科技作为一家民营研发型企业是不可能从政府手中得到资助的。但当时深圳市科创委的一位干部在考察了2000多个项目的时候,从朋友那里听说卫邦在做智能配药机器人,“他直觉数字技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亲自赶到卫邦考察,又帮企业跟深圳市科创委主任牵线。”


刘葆春认为上海缺乏龙头企业,而对龙头企业的聚焦能力和支持力度,不仅仅是资金或开放市场的问题。印象中,他在深圳经常能看到熬夜写方案、思考该怎么创新引进企业的政府干部。


现在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华大基因是深圳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另一大名牌。然而,在1999年成立之初,华大基因是落户在北京中科院的。创始人汪建对深圳的第一印象并不完美,他记得很清楚,1988年8月8日那天,他从深圳经香港到美国留学,当时住在深圳罗湖区的小旅馆中,对深圳整体的感觉是,这个城市虽然有活力,但很凌乱,每个人都显得匆匆忙忙。后来,他还经过深圳两次,但也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直到2007年,华大基因彻底脱离了中科院体系,回归民营科研的身份。对于脱离中科院体系,汪建曾解释,一方面是因批量的基因测序需要人手,中科院编制无法容纳;另一方面是中科院不同意购买大批新机器。


在华大基因辗转寻求落脚地时,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注意到了这家企业,深圳市政府一个星期内就做出了引进华大基因的决定,并提供了大量支持。华大基因落户深圳最终敲定。


“有时人们说深圳政府是‘小政府’,但当它看到未来可能成为巨头的企业出现时,它对企业的帮扶是立体式的。”刘葆春说。他回忆,有一次深圳市长甚至连夜开会,让医院和卫生局必须现场对将怎样支持华大基因进行表态。


记者采访的多位区域经济分析人士皆认为,深圳的营商服务水平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从很多细节处就可判断,比如广深两地间,很多广州企业会跑到深圳注册公司,就因为行政效率高。”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告诉本刊。


VCHello微投网创始人俞文辉曾表示,在广州注册公司,如果需要临商证明,普遍要一个月。“一个月,都可以决定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生死存亡了!”

上海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则在创新座谈会上谈到另一个现象——上海创客到张江创新区的距离,比到深圳“远”。他指的是上海创客做智能硬件所需要的芯片、模块、开发板等部件,无法在张江高科技园区买到,必须绕道深圳。“张江集聚了大量芯片研发企业,但没有零售渠道。”


这是深圳另一大优势。“深圳的创新应用转化能力是全国最强的。”深圳经济观察首席研究员悦涛说。某种程度上,曾经的山寨横行助化了深圳完整的硬件产业服务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深圳经济支柱之一。20世纪初,华强北这个位于深圳市中心的弹丸之地创造了四项全国第一:电子专业经营市场面积第一、经营电子产品品种型号第一、市场销售额第一、市场辐射影响力第一。深圳也由此成为中国电子市场的“风向标”。


福布斯中文网曾提问,“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想用5天或两周时间来实现一个创作理念,在哪个地方可以完成?”美国硬件创业团队SPARK创始人扎卡利·克洛基博士的答案是——深圳。“在深圳,你能在不超过一公里的范围内找到实现这个想法任何想要的原材料,只需要不到一周的时间,你就能完成产品原型—产品—小批量生产的整个过程。”



金融中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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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大城策略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晓鹏曾撰文指出,中国本轮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就是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相结合,凡是能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做好的城市,就必然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深圳与上海在金融业上也一直是竞争对手,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多年前。


上世纪80年代,最早意识到金融业的重要性并为深圳打下金融基础的人,是当时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到深圳当市委书记的李灏。


1988年11月,由李灏主导,深圳市委市政府组建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市长张鸿义任组长。1989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


同一时间,上海在1989年初也开始呼吁成立证券交易所。1989年12月,彼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会议上就成立了上海证券市场领导小组,专门负责上交所的筹备工作。据资料记载,当时上海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提交了相关报告,表示上交所计划于1991年宣布成立,朱镕基在报告中批示:“这个时间太晚,要在年内成立。”


两地竞争渐趋白热化。1990年6月,朱镕基在访问新加坡时突然宣布,上交所将于年内成立。同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复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深交所的申请迟迟未见批复。


时任深圳市长的郑良玉对筹备小组提出建议,“特区实验权是中央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经市政府讨论,深圳证券交易所何时运作的问题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运作,直接抢在了上海前面——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才正式开业。


1993年后,两个交易所从区域性证券交易所向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方向发展,真正的竞争由此开始了。


“中国证券教父”阚治东曾在90年代先后活跃于沪深金融界,他在《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竞争状况:上海有关部门领导召集各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开会,证券主管部门领导强调“这是一场金融中心保卫战”。


1998年3月,原来创办上交所的决策者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1999年8月,国务院出台文件表示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上海券商人士透露,当时上交所一心谋划国际板,而深圳专心想做大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于是接过了创业板块。


但之后市场的急转直下给了深圳金融业一个重重打击,2000年深交所停止在主板市场发行新股,一停就是4年。当时纳斯达克暴跌,香港创业板泡沫破灭,深圳创业板为此一再延迟推出。此外,朱镕基在当时推出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制,上海成为大区分行,而深圳特区中心分行变成了广州分行之下的深圳中心支行。在政策层面,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获得中央倾斜。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制其后宣告失败,深圳特区中心支行重新获得央行总部的直属地位,但2006年,中国央行决定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


2009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正式确定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中心定位正式得到中央钦定。


“顶层设计对中国城市还是比较重要的,它能决定一个城市很多方面的资源。”悦涛对记者说。


上海的“国际化”和“金融中心”吸引了各大公司将总部落户上海。马云在听闻“俞正声式问题”后,就曾表示阿里巴巴正考虑将金融支付平台迁入上海。2015年4月,支付宝的注册地址便由杭州更改为上海浦东新区。蚂蚁金服公关总监陈亮对此发出声明,“上海浦东对支付宝将来的国际化发展路线是更有利的。”


此外,万达集团也于2015年3月,在上海注册成立万达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达4亿元。万达集团知情人士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商业、文旅、金融、电商四大板块是万达转型重点,其中金融是重中之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对企业的吸引力不容小觑。


然而,秦朔也在文章中做出提醒,“由于金融政策由北京决定,金融资产的半壁江山也在北京,上海的市场优势无法充分展现……而在和互联网高度相关的新金融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等更具活力的方面,上海已经很难说有领先优势了。”



各有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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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发展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深圳却也不见得尽善尽美。从2015年来不断飙涨的高房价就让深圳的科创环境遭遇挑战。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深圳房价同比涨幅达41.4%,继续领先全国。2016年初,深圳房地产泡沫更是引出了华为外迁的传言,尽管华为最终声明总部还会留在深圳,但高房价、高地价无疑依旧是深圳发展最大的敌人。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就表达过对房地产泡沫的厌恶。“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生产成本太高,工业就发展不起来。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除此之外,深圳缺乏高校教育资源,难以持续输送高端人才,区位优势、地域面积等也将掣肘深圳发展。


深圳的创新活力、市场机制让很多人将其看作中国经济的未来,而上海的政治地位优势,金融、贸易、教育医疗和文化底蕴的实力也让无数人认为其未来经济空间巨大。


出于行业的应用和希望将产品推向国际化的心愿,刘葆春在2013年将公司总部迁到了上海,但主流研发技术平台还留在深圳。“在上海很难找到一个特别满意的工程师,因为上海的央企、大国企、外企分流了很多优秀工程师,而深圳创业公司多,主流工程师大多去了股份制企业和民企。”


在深圳和上海都有创业经验的刘葆春,被问起如果有第三次创业会选择哪个城市时,有些犹豫,最终没有给出答案,只调转话题说,祝福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的道路上真正实现城市转型,担当起领头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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