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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率是什么意思?解读中美税负对比研究

韦雅安讲富豪史2019-06-28 20:38:43

川普上任后,推动了美国减税方案。在2018年1月开始实施的第一轮减税计划中,企业所得税税率从15%至35%的累进税率降至21%的单一税率。川普的目标是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最终降低到15%。

美国减税方案及赤字压力:

原有美国企业所得税采取超额累进税率,对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美元至33.5美元之间的,加征5%的附加税;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500万美元的公司,要缴纳的附加税是超过1500万美元的应纳税所得的3%或10万美元的应纳税所得的3%,二者取较小者。主要从事提供服务的公司,只按35%的比例税率纳税。 实际上,原有美国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为35%。减税后新的税率则统一为21%的单一税率。


减税会影响美国政府运行吗?根据美国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GDP为18.6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税收及其他收入为3.3万亿美元,截至2016年年末由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务总额为14.2万亿美元。因此,特朗普减税可能在未来十年带来的1.5万亿美元赤字,只占2016年美国GDP的7.52%,政府债务总额的9.86%以及财政收入的42.42%。


减税给美国政府带来的赤字压力并不大。而且由于减税对经济的刺激,强劲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可能会弥补企业所得税的减少。

中美税收结构比较:


从35%降到21%看起来降幅非常大,但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在总税收里占比并不算太高。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收入总额为3.345万亿美元,其中,个税收入为2.6万亿美元,占比为78%。企业所得税为4478亿美元,占比为13%。美国的税收结构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企业所得税为辅。因此,虽然减税规模不高,但是由于企业税率下调明显,因此对企业投资的拉动作用可能会较为明显。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对比一下中国的税收结构:


1、增值税(2016年,40712亿,31.23%)和企业所得税(2016年,28850亿,22.13%)双主体。


2、消费税10217亿,个人所得税10089亿。


比较中美的税收结构,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比78%,企业所得税13%,而中国个人所得税7.74%,企业所得税22%,增值税25%。增值税的征收主体也是针对企业。也就是说美国征税的主体是个人,中国征税的主体是企业。这也是美国减税,中国很难跟进的原因。企业所得税在美国税收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但却是中国税收中的主要部分。

美国减企业所得税,中国加个人所得税?


从美国各行业平均税率可以看出,税改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制造业,而金融服务业、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美国具有全球比较优势的产业将缴纳更多税收。此消彼长,美国利润最多、最有竞争力的行业税率的增长,制造业税率的降低,将会使得美国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力。实际上美国税改的目的是用高利润、高科技行业补贴制造业发展来解决就业问题和重塑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因为制造业,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的根基。

美国人虽然在金融行业、互联网、生物科技等高科技行业具有无可比拟的超强竞争优势,但是在一般制造业上的衰退不仅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还会动摇美国经济的根本。川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直接着眼点就是就业问题和制造业振兴。


有意思的是川普的美国梦“让美国重新伟大” ,和我们当前提倡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几乎完全一致,中美双方的国运之战都想make myself great again。


中美税制上的差异使得在减税上中国不可能跟随美国的步伐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但最近中国税务上的一些行动可能预示着中国税收结构的调整:


1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2 、自8月1日起,影视圈将执行新税制,明星个税税率从原本最低6.7%左右,直接飙升到42%,而且要求按照新税制一次性补缴6个月的税款。


可以看出这两项最近广受关注的税收政策变化,都在实际上增加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这里把对个人社保的加强征收也近似看作是对个人端税收的加强)。也就是中国开始在税收结构上加大个人所得税的比例。再回到中美税收结构,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比78%,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比7.74%,美国企业所得税13%,中国企业所得税22%。


在美国对企业大规模减税的背景下,中国可能希望增加个人所得税比例,来变相降低企业所得税在总体税收中的比例来达到间接减税的目的。

一、中美税收制度对比

一国的税制形式会受到该国的财政集权及分权的程度影响。中美两国由于不同的经济制度,如财产权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分配制度等,及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造成两国税收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1.税收体系:美国相对独立,中国高度集中

美国的分税制是以保证各级政府行政管理权所需的财力为基础,以联邦税为主导地位的三级分税税收体系。由联邦税、州税、地方税组成。

联邦税收由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税、消费税、遗产与赠与税、关税组成。其中,关税是联邦政府独征的税种,州和地方政府不能征收。2016年,联邦税收占联邦总收入95.26%,占GDP的16.91%。其中 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收比重最高,为49.58%,其次是社会保险税35.83%,第三是企业所得税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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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税收由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收益税)、房产税、一般销售税和总收入税、遗产和赠与税、机动车运营许可税等组成。主要由所得税、一般销售税和总收入税组成,2016年9月分别占州政府税收收入40.19%和32.77%,其中 个人所得税占州税收收入36.22%。

地方政府税收由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收益税)、财产税(房地产税、个人财产税)、牌照税、食品税组成。其中, 财产税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近年来,平均占比高达75%左右。

联邦、州、地方税制相对独立,且比例相对稳定。联邦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约为70%,州和地方政府占比40%,在州和地方政府中,州占60%,地方占40%。

中国的分税制是以财务管理和使用权为基础,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中央税多为稳定的税种,相对来说,地方税主体税种不明确,多为税源小、不易征管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等。

中央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收入归中央政府支配使用的税种。包括: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还包括中国铁路总公司、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

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收入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的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企业、个人所得税,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收入,其余归地方。证券交易税,中央享97%,地方分享3%。

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使用的税种。包括: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筵席税、牧业税。另外,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经停征,农业税已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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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营业税加增值税总额占税收比重逐渐下降,2016年占比40.06%,其中增值税占总税收31.23%。 第二大税收为所得税比重有所上升,2016年占比29.87% ,其中收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22.13% 。其后是进口货物消费及增值税、国内比消费税,分别占比10.52%、8.85% 。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为稳定,2016年中央占比45.35%,地方占比54.65%。税收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93.93%下降到2016年的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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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收法治:美国高度规范,中国尚不健全

税收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一般都伴随着税制的改革。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引起了全球的税改。总的来说,税收的法律制度建设尽量采取国际上的通行规则,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依法治税。

美国主要是以宪法为基础,以立法机关颁布的国内收入法典等为主干,以税收法规为补充,形成了联邦、州、地方三级平行的法律制度,高度法制化、规范化。“无代表,则无课税”,税收法定原则是其基本原则,美国主要企业税种征收均有法律依据。违宪审查原则也是其另一特色,1895年因为个人所得税违反联邦宪法从而禁止颁布。

相比之下,中国的税收法治建设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中国是以宪法为依据,逐步形成各种税收法律的框架,以中央、地方数量众多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组成的多层次税收法律制度模式。法律只有三四部,大多数是授权立法的法规、条例等,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目前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税收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手段,引导资源分配和结构变化。

税收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内容。多数国家的税务机关有执法权和部分司法权,即对税收征收管理和纳税人的民事处罚,刑事处罚由司法机关负责。

在美国,联邦税法由国会制定,各级政府有其自己的税务机关,拥有独立的立法权、执法权。 独立性和纳税人有表决权是美国税法制定的显著特征。州和地方议会无需联邦批准,2/3以上公民投票表决后即可执行。这样导致不同州税法差异很大,所以不同区域税法不相容。如2003年有5个州不征销售税,且征收的州税率也是从3%到7%之间不等。

与其相比,中国只有国家,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有税收立法权,各级税务局只有执行权。根据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拟定和执行税收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省级税务可以拟定地方规章和实施细则,并依法进行征收管理。全国只有统一的国家税收法律制度。 目前公民仅有纳税的义务,还没有税收法定主义。

可以看出, 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个人;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企业。美国的第一大税个人, 所得税, 中国由于人均水平较低、征收管理水平有限、征税成本高等 ,占比相对较低。 美国的 另一大税种社会保险税,中国今年正在探讨。中国的第一大税收增值税,美国虽研究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征收。美国的分税制,相互独立,高度规范。中国 1994年建立了国家、地方分税制,但税权仍高度集中。法制化程度不健全, 存在寻租空间。

3.“ 综合税费成本 ” 较高

除了税收成本之外 , 企业通常所谓的“高成本”还包括诸如社会保险费用、行政性收费、行政性灰色隐性寻租成本、环保成本等一系列支出在内的“综合税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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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费用支出即通常所说的“五险一金”。以北京地区税前月薪10000为例,企业需要额外承担的“五险一金”成本为4410元,而扣除“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之后员工拿到手的现金工资仅为7457 元。“五险一金”占到企业总用工成本的46.0%,加上个人所得税之后占总用工成本的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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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机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行使其管理职能,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的费用。具体又分为管理性收费、惩罚性收费、资源性收费等。

行政性灰色寻租成本是大多数转轨经济体面临的一大痼疾。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事业单位的大量行政性职能短期内并未完全革除,手中仍然掌握着诸如审批、评审、盖章等权利,滋生着寻租空间。民营企业为了打通这些“关卡”,有时不得不支付一些额外成本。这些成本是“隐性的”,不会体现于统计报表中;同时也是“灰色的”,没有法律依据,严格说来甚至是违法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和从严治党的深入,行政性灰色寻租成本有所降低,但与此同时又衍生出了一定的“不作为”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与政府、国企相关的其他运营成本。例如近年来随着政府对环保越来越重视,环保标准不断提高,重大节日、会议期间对相关行业实行停限产指令,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另外,电力、电信、铁路运输等行业虽然已由政府部门改制为国有企业,但在公众朴素的观念中,仍然将这些由国有巨头占主导地位的行业理解为“国家的”,而与此相关的成本也被理解为广义税费成本的一部分。

二、中美宏观税负对比

1.宏观税负 : 中国逐年上涨赶上美国

宏观税负指一国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税收总额与同期GDP进行对比来衡量。高税负国一般指税收总在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30%以上的国家,多为经济发达国家,欧等高福利国家;中等税负国指比重在20%至30%的国家,一部分在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低税负国家指比重在20%以下的国家,有的是因为低税模式的避税港,有的是经济欠发达,税源小,有的是以非税收入为主的资源国家,特别是石油输出国。

由于中国没有社保税只有社保费,所以在计算美国宏观税负时,分为包括社保税、没有包括社保税的。美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受经济形势影响有所波动,但总体较为平稳,处于25%的水平。扣除社保税的比重也较为平稳19%左右。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有一增长趋势,但随着营改增的顺利实施,比重有所回落,目前在17.5%水平左右。

总体来看, 中国和美国 都不是高税负国家,考虑到一些未计量的税收,属于中等税负国。两国宏观税负相对比,在2009年之前扣除社保税的美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一直高于中国宏观税负。2007年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下滑,扣除社保税的美国税收占GDP比连续下降,从2007年的20.27%下降到2010年的16.51%。导致中国税负占比超过美国。但是,从长期来看,美国仍会回到其平均水平,中国在营改增完成之后,是回到原来增长的趋势还是处于平稳状态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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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义宏观税负:中国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

宏观税负有不同的衡量口径。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的要求,财政部从2015年开始对外发布广义政府财政数据。其中, 广义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定义的统计口径,由于“国有土地出让行为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的交易,结果只是政府土地资产的减少和货币资金的增加,并不带来政府净资产的变化,不增加政府的权益”,因而不计入广义政府收入。

2015年,广义财政收入总额为198480亿元,相当于全年GDP的29.33%。换句话说, 广义财政收入口径2015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29.33%。2015年,全国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为33657.73亿元。如果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支出包括在内,2015年“扩大口径的广义财政收入”总额为232138万亿,相当于GDP的34.30%。也就是说, 如果考虑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国2015年扩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为34.30% 。

作为对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宏观税负在2015年34.27%。这意味着,考虑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国“宏观税负”已经略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即便是29.33%这一不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宏观税负”, 也高于美国、韩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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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收负担:中等收入的中国已超美国

税收负担率是指负税人所支付税款占其全部收入的比率。本文用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的税收收入除以当期国民总收入来衡量这一指标。通过对各国税收负担率的对比,可以发现人均收入与税收负担率呈正相关,人均收入越高,税收负担率越大 ,这可能跟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水平高有关 。

考虑社保税下,美国的税收负担率在25%左右。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在未考虑社保费用的情况下,在税收负担率在2015年已达到18.30%,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和未考虑社保税的美国平均比重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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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税收入:中国远超美国

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部分。税收负担并不是一国国民和企业的全部负担。非税收入和税收收入在一国财政需求固定的情况下,具有替代性。

美国的非税收入主体是收费,包括公共设施使用者收费、机场和公园收费、行政性收费等。其他非税收入包括捐赠、政府所有的企业和公共财产收入。不同于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美国的非税收入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强制性和有偿性。一方面,缴纳相关的费用后,人们可以得到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人们可以选择消费或者不消费或者消费多少。除了法律专门规定外,美国的非税收入都要纳入预算管理。

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由于收费行为较难约束,存在收费主体多元化严重现象。有些地区还存在“税不够,费来凑”。2016年3月18日,财政部明确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并全部上缴国库,各级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

通过下图发现, 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5%,且较为平稳。2008年金融危机后,比重稍有增长。 相反,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逐渐上涨,2016年达到18.30%。众多的行政性收费是中国企业感觉税负较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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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税收结构对比

1.中国:企业税和间接税占主体地位

        中国的税收结构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侧重向企业征税

以2016年为例,13万亿总税收收入中,了除了1万亿个人所得税之外,其余超过90%的税收都是以企业为征税对象收上来的,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这意味着:如果要在财政总支出不减少的情况下降低企业税负,那就个人税负就需要不可避免地上升;而且企业税收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就需要个人税收增速上升10个百分点来平衡。考虑对个人加税在政治上的阻力较大,因而从财政收支总平衡的角度而言,如果不增加赤字,那么企业总税负下降的空间极为有限。

        二是以间接税为主

仍以2016年为例,直接税所占的比例不到30% ,间接税占比高达70%。也就是说,70%的税收是在流通环节征收的,受到价格杠杆的作用;因而难以避免地具有顺周期特性——当经济处于景气周期时,价格上行,税收增加;当经济处于景气周期时,价格下行,税收则会减少。后一种情况在过去几年的工业品通缩周期中体现地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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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个人税和直接税占主体地位

与中国税收结构的上述两个特征相反, 美国联邦的税收结构则是以直接税和个人税为主体的。首先,个人所得税占到美国联邦税收收入的71%。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加总则占到联邦总税收的87%,间接税所占的比例很小。

3.提高直接税比重是财税改革既定的方向之一

现代税收体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调节收入分配。而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与这一功能是相违背的 —— 原因在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这些针对流通环节征收的税种本质上是对需求和消费征税,而收入越高的人 , 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率越低,因而间接税具有“累退 ”的性质,而非“累进”。

随着财富分布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累退性的税制结构与调节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了。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改革方向。在这一既定方向之下,房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的推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四、中美企业税负对比

1.企业总税率:中国在税率、增幅和绝对额上远超美国

企业总税率指的是。 企业纳税总额与政府收费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在美国企业主要缴纳的是企业所得税,并不存在增值税和营业税。并且内、外企业是统一的公司所得税率,采取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

        美国采取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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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主要是以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为主。所得税率在2008年之前实行内外资双轨,内资企业33%,外资企业30%;2008年之后并轨且统一下调到25%;增值税率为17%;营业税率根据所处不同行业主要为3%和5%两档。2011年11月1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公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未来中国企业将全面告别营业税。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远远高于美国的总税率。这里的税费主要来自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和其他税种,不包括可以转嫁的流转税,大致可以衡量企业实际所承担的税负。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需要缴纳的税种较多,合计比例较大;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 还有一些 其他非税的收费。2016年,美国企业的总税率是44% ,考虑到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率,美国企业所需要缴纳的行政性收的费大概占到税前利润的5% 以上。相比,中国的企业总税率达到68%,远高于所得税率、增值税率和营业税率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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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税总量:企业缴税比例远超美国

在上面文章中我们对宏观税负进行了对比,发现中美宏观税负较为接近。但是这个税负包括了很多税种不是企业支付的。故有必要考察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宏观变量的比重。

在美国,企业只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这部分主要由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进行征收。2013年联邦政府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占联邦财政比重为9.86%,2013年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占州和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只有1.55%。 合计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只有5.27% 。

在中国,企业需要缴纳很多税种,其中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占比最高,是主要税种。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重的这三大税占财政收入比重50.81%,占比远远高于美国的占比。由此可见中国企业负担之重。这还没包括其他税种及行政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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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从总的税率、纳税量等角度,中国企业的税负负担明显高于美国。

五、中美微观税负对比

本文选举了三个中美制造业龙头公司,一家金融企业、消费企业、互联网企业进行对比实际企业的税负大小。不过通过查阅这些美国企业年报发现,美国企业主要交纳所得税,其他如财产税、消费税等在年报中未公布明确金额。一方面数额占比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消费税等易转嫁,并非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所以,在研究美国企业时,我们使用所得税占比分析美国的税负问题。相应的中国企业用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占比来分析。另外,美国企业数据以当年美元兑人民币期末汇率进行换算。

1.制造业税负高于美国

 案例一:格力电器&通用电气

格力电器2015年净利润达到126.24亿元,缴纳企业所得税19.46亿元、增值税6.78亿元、营业税0.09亿元,还缴纳了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及其他,总共税收32.16亿元。 三大税收占营业收入2.96%,占净利润23.60% 。

2015年通用电气由于资本退出计划导致其净利润为负,所以同时比较了正常经营的2014年通用电气的数据。2014年有1054亿元利润,缴纳所得税108亿元。 所得税占营业收入1.19% ,占净利润11.59%

案例二:福耀玻璃&康宁玻璃

2015年,福耀玻璃利润达到30.43亿元,缴纳企业所得税2.62亿元、增值税0.53亿元,还缴纳了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土地所得税及其他,总共纳税5亿元。三大税占营业收入比3.60%,占净利润18.72% 。

2015年,康宁玻璃利润达到96亿元,缴纳所得税10亿元。 占营业收入比1.69% ,占净利润11.49% 。

案例三:上汽集团&通用汽车

上汽集团2015年,有458.1亿元利润,净利润400.74亿元。缴纳企业所得税42.1亿元、增值税16.83亿元、营业税2.91元,还缴纳了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土地使用税及其他,合计85.21亿元。 三大税占营业收入1.15%,占净利润19.24%。

通用汽车2014年净利润达到242亿元,缴纳所得税14亿元,占营业收入0.15%,占净利润5.79%。

可以发现,对于制造业企业整体而言,中国企业的综合税率总体高于美国企业。

以销售收入为基的税收比显示,格力电器综合税率达2.96%,高于通用电气的1.19%;福耀玻璃综合税率3.60% ,高于康宁公司1.69%;上汽集团综合税率1.15%,高于通用汽车0.15%。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税负总体高于美国制造业企业,企业的税负与盈利情况息息相关。但是,虽然美国制造业公司的销售收入较中国公司超出较多,净利润率却低于中国企业,格力电器超出通用电气2.23%,福耀玻璃超出康宁公司4.51%,上汽集团超出通用汽车3.44%。

以净利润为基得到的税收比显示,中国制造业税负仍显著高于美国。格力电器税率达23.60%高于通用电气的11.59% ,福耀玻璃综合税率18.72% 高于康宁公司11.49%,上汽集团19.24%高于通用汽车5.79%。由于,相比美国企业,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内部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都存在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净利润产生影响,因此在数据上扩大了税负差距。

        中国制造业税负比美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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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行业企业表现不一

金融行业:工商银行&花旗集团

2015年,工商银行有2777.2亿元净利润。缴纳所得税855.15亿元、营业税93.15元、城市建设税6.29亿元,合计970.21亿元。三大税占营收13.59%,占净利润34.15% 。

2015年,花旗集团净利润达到4444亿元,缴纳所得税483亿元,占营业收入10.87%,占净利润43.13%。

 消费行业:青岛啤酒&百事可乐

 2015年,青岛啤酒有276.35 亿元净利润。缴纳所得税6.63亿元、增值税0.24亿元、营业税0.03亿元,还缴纳了城市维护建设税、消费税及其他,合计7.95亿元。三大税占营收2.50%,占净利润42.80% 。

2015年,百事可乐净利润达到352.82亿元,缴纳所得税125.61亿元,占营业收入3.08%,占净利润35.60%。

互联网行业:苏宁云商&亚马逊

2015年,苏宁云商7.58亿元净利润。缴纳所得税1.31亿元、增值税3.28亿元、营业税0.34亿元,还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及其他,合计5.49亿元。三大税占营业收入0.36%,占净利润65.04%。

2015年,亚马逊净利润达到39亿元,缴纳所得税62亿元, 占营业收入0.89%,占净利润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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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制造业,金融、消费、互联网公司中美税负表现不一。

中国金融行业的税收占销售收入的比美国重,但占净利润低于美国。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工商银行在中国市场份额较大且稳定,净利率39.81%高于花旗的25.20%,所以税收占净利润的比重比美国低。

中国消费行业的税收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显著低于美国,但占净利润高于美国。青岛啤酒因其快销品的特性,同时在中国的啤酒市场份额中并不处于绝对优势,“薄利多销”的比价竞争导致其净利率显著低于百威,导致税收占营业收入比重比美国低。

整体来看,中国互联网行业税负比美国小。互联网行业对价格非常敏感,税收影响向价格的传导很快,进而直接影响企业绩效。低税负有利于互联网企业的健康发展。互联网企业的税收占营业收入比显著的低于其它行业。在美国,亚马逊也是同样,“比价”竞争和薄利多销的策略导致超低的净利率,销售收入很大但净利润有限。亚马逊不同苏宁,很多销售并非在美国,导致亚马逊公司的应交税费相对较少,但因外国税率差异、不能减免税费,税收占净利润比重很高。

综合这几个行业比较。 制造业企业的税负压力显著的低于金融银行业、快销业和互联网企业。这是由于制造业企业在设备、材料和不动产等方面投入比重较大,增值空间有限。且很多制造业企业属于高科技企业,有较多的税收优惠。同时表明,中国企业在内部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管理方式等方面需借鉴先进经验。

 六、中美税负对比及启示

1.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是企业税负重的主要原因

从宏观税负来看,中国的税负在逐年增长,目前和美国税负较为接近。但是从具体企业来看,可以发现 中国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美国。这主要是和中美税收结构相关。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重50.81%,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只有5.27%。

现在中国的营改增已经全面铺开,主要目的是为了减税。但是具体到行业来说,存在一定的分化。特别是建筑业,由于很多薪酬发放采用现金支付,没法进行抵扣。对于制造业,本来很多制造业在税改之前不需缴纳营业税,税改之后反而需要缴纳增值税。并且有些生产环节很难实现全额抵税,增值税也不能完全转移出去。相反,由于文化创意公司在采购环节负担的增值税可以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做进项抵扣,减税效应明显。

两税并重,统一税法。之前中国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而经济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需求,且税收征管水平不高,决定了中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的复合税制。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贫富差距扩大,可以逐渐提高所得税的地位,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由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转为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结构。针对企业所得税,应该本着公平、效率、简便的原则,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税基、税率、征管程序等。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逐步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明确作为税制改革目标之一。

2.费用过多过杂造成企业压力大

中国企业费用过多过杂,且由于税法程度不高导致这一现象更加严重,致使企业直观感觉很是痛苦。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18.3% ,远高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占比4.79% 。

国家应该法律规范相关的收费项目。对于确实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对于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可以“费改税”,比如社会保障费。对于重复收费项目、完全凭借部门行政管理权的收费项目应取消。

3.税收没有明确“用之于民”,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无论纳税多么正当合理,怎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企业来说也是对交税的一个正面反馈。虽然近年中国一直在追求“钱从哪里来,用在哪里去”的透明度,但和美国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财政部数据,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在2006年达到13.95%。中国不仅税负高,而且大量的税费收入用于供养庞大的机关事业群体,用于社会大众的福利保障较少,中国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取之于民也是为了用之于民。在一份“2011年全球214个大型城市的生活成本调查报告”里,中国的北京和上海排名20和21,而美国纽约却排在32位。财税的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提高管理绩效,增加透明度、法制化,对税收的“用之于民”是很有必要的。

4.尽快向直接税转型,推进综合所得税改革

最近美国的减税政策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又是一大外部压力,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个税管理释放空间来减少企业压力。

目前全球大概有80%左右的国家对个人所得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模式,只有15%左右的国家使用分类所得税模式,其他采用混合所得税模式。中国采取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即纳税人在一段时间的所得,根据来源进行分类设定不同税率。 美国采用的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去除免除额后,对纳税人的各种收入剩余的应纳税所得进行综合征收。分类所得税制方便贯彻政策方针,但是无法贯彻税负公平原则,容易逃税漏税,综合所得税制可以量能课税、公平税负,但是对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出更高要求。鉴于中国的征管水平与制度建设,最好的改革方向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适合经济转型国家。

在中国,最不容易逃税漏税的是工资薪金,但一般来说中低收入群体几乎90%的收入由工资构成,很多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有很多其他来源或隐性收入,而这部分渠道收入由于个人所得税法没有具体的操控和规定,缴纳相关税款很少。这样非常不利于收入分配。 中国应完善个税制度,对中低收入群体抵扣,对富人群体的非法避税要规范,防止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美国的财政收入可不少,目前是世界第一的位置:




2017年美国的财政收入3.6万亿:

2016年美国的财政收入为3.3万亿美元;这个可不少了;



就支出来说,这些年财务赤字是一直存在的;



财政支出占GDP比例也是一直在上升的;




其中军费的上涨是速度是相对较少的;



目前债务规模已经很高了,达到20万亿美元以上;占GDP比例也接近100%




债务规模这么大,美国还要减税;加息是必然的;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会有数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用于支付各样联邦开支。但不是每年的联邦税收收入够支付当年的支出,(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有45年是预算超支的),所以美国财政部常常借钱来弥补这个差额。这也就是常说的美国债务危机。


一. 美国联邦税收




2016年美国联邦税收总收入是3.3 兆美元(3.3 万亿美元)。这些税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 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es paid by individuals),由个人支付,占当年全部税收的47%。

  2. 工资税(Payroll taxes paid jointly by workers and employers),由雇主和员工一起支付,占当年全部税收的33%。

  3. 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taxes paid by businesses),占当年全部税收的11%。


这三种税收占了美国联邦税收的91%。


此外还有关税(进口关税)占了1%的税收,消费税是对特定商品征收的税,如汽油等,它占了3%的税收。剩下的5%的税收包括:遗产税,赠与税(如房屋转名),杂费和罚款等。


注:美国房产税属于个人所得税的范畴,它包括20%左右的收入税以及投资所得税等等,税率根据房产的价值来定,价高税率就高。


二. 美国联邦支出


2016年美国联邦支出为3.9兆美元(3.9 万亿美元)。它相当于美国当年21%的GDP。如果把这些钱平分到每一个人,则每个美国公民可以分到12000美元。


那美国联邦政府是如何花这笔钱的呢?


联邦政府把开支分为三块:

  1. 强制性支出(mandatory spending),占65%

  2. 酌情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占30%

  3. 债务利息(interest on debt),占5%


酌情支出是指国会每年通过年度拨款程序决定的预算部分。这些支出水平由国会每年设定。这些支出部分包括:军事开支,政府开支,教育开支,医疗开支,能源开支,公共交通开支,科研开支等等。



上图为美国联邦政府2016年的开支。总共为3.9万亿美元(自己税收的3.3万亿+2410亿的税收利息+借来的3590亿)。它相当于美国2016年21%的GDP。


(注:为什么上图中的军事开支是16%?美国的军费不是3%左右吗? 因为上面的饼状图是美国税收收入再加一点点借的钱,约等于21%的美国GDP。这是21%的GDP里的16%。你可以把16% * 0.21,得到占美国GDP的百分比)。


这个开支最大的三块是:

  1. 社会保障和失业补助,占总开支的33%,占GDP的7.0%;

  2.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占总开支的27%,占GDP的5.7%;

  3. 军事开支,占总开支的16%,占GDP的3.4%;


这三个开支占了总开支的76%。从图中比例可以看出,美国最关心社会保障和失业,它的支出是最多的,(是军事开支的两倍),总的来说美国还是以经济发展为重的。开支第二多的是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从此图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关心的重点是:经济、医保和安全。


三. 总结


美国是一个高税收,高福利国家。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是:


美国的税率表在高收入档里分得很细,美国富人的税率很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美国2016年个人的平均收入是31,099美元,家庭的平均收入是59,039美元。巨大的交税基数,组成了美国47%的联邦税收。


另外一个是工资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同,它是(根据个人收入多少)部分由雇主支付的。工资税组成了美国33%的联邦税收。工资税主要是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它是美国福利的主要来源。


所以说,美国的税收是不低的。联邦支出将60%的钱花在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上了,也就是常说的社会福利了。


当然美国几乎每年的联邦支出都超过了税收,造成了每年几千亿的财政赤字。小编倒觉得,如果美国把军事开支减少一半的话,不但可以消除财政赤字,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世界和平还有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来源:侨报网






什么是债务上限? 它为什么重要?

文:Tamara Lytle



美国国会通过投票批准政府的岁入及开支,议员们经常在此时宣传支持自己青睐的项目。但是,一旦要实际支付政府开支时,情况会变得比较复杂。


法律确定了联邦政府的最大债务限额,即债务上限。这个问题不久很可能将再次成为新闻焦点。


国会负责决定联邦政府可以举债的最大限额,与此同时它却也可以批准超出岁收的预算方案。每一年度的这一差额,或曰赤字,就变成国家总债务的一部分。


根据国会通过和特朗普总统在九月签署生效的法律,联邦政府支付开支的经费只够用到12月8日。


由两大政党过去的议员组成的华盛顿跨党派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指出,如果不再将债务上限提高,联邦政府将无法付账,进而有可能使国家在2018年3月陷入违约拖欠的困境。


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进而导致政府不再有资金,那么政府将无法支付合同和给雇员发工资。那些购买美国债券或联邦政府其他债务的人会对其投资感到担忧,由此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学者艾伦·维尔德(Alan Viard)说,“非常清楚,我们要避免那种情况发生。”


预算专家、Qorvis MSLGROUP公司副总裁斯坦·科伦德(Stan Collender)说,美国的体制将立法人员批准开支和批准借款支付开支分开进行,这种做法不常见,“它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不一样。”


每当接近债务上限时,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会运用财会和其他变通方式避免发生违约拖欠情况。而国会最终或者同意提高上限,或者将其暂时延期。据财政部说,不算上一次延期,国会曾举行过78次允许增加借款的投票。


国会是在1917年首次就限制债务进行投票,针对的是《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Second Liberty Bond Act)。这项法案帮助提供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金。1939年,该法案设定了将债券以及其他类型债务共同包含在内的450亿美元债务上限。


有些人希望取消债务上限,从而避免国会一再为具体支付它其实已经批准的开支而纠缠。但是,另一些人认为,债务上限对开支有约束作用,因为它要求国会以公开投票的方式对入不敷出的开支作出批准。


美国参议院(U.S. Senate)荣誉退休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Ritchie)表示,有可能造成政府停摆的债务违约影响重大。


里奇说,”公众期待政府办公。他们要领取社安退休金,[国家]公园要开门,电话要有人接听。“

20193月份,特朗普此前签署的暂停债务上限期限将会到期,并且在116日落幕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成功占据众议院掌握了联邦政府的钱袋子,联邦政府债务问题将再次成为两党拉锯的焦点。特朗普在其余下任期内仍有意继续推行减税和基建计划,债务问题目前似乎并没有给特朗普造成过多困扰,但是随着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经济可能面临的衰退,特朗普的财政政策的可操作空间或将越来越小。明年3月债务到期时特朗普可能和国会重新谈判,届时或会引起不小波动。

n  奥巴马执政时期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大规模的赤字刺激计划,给接任的特朗普留下了规模巨大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特朗普上任后并没有在缩减赤字上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效仿前几任共和党总统,在经济仍处于扩张区间的情况下,继续推行减税等财政扩张政策,继续推高联邦政府赤字水平。

n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推测,如果维持现有法规政策不变,联邦政府债务在30年内将会攀升至占GDP152%,所需支付的净利息在2048年将等同于GDP6.3%,联邦政府总支出也将达到GDP29%。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将会压缩其在其它领域的支出,对经济增长起到负面作用。

n  20193月份暂停债务期限到期后,特朗普很可能寻求提高或继续暂停债务上限。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占据众议院的民主党势必会以债务上限问题为筹码迫使特朗普在诸如税改等政策问题上做出大的妥协,以换取民主党在预算赤字和债务问题上的让步。

n  由于美联储加息以及近期经济的强势,美债收益率短期内仍有上行空间,加重了联邦政府的债务利息偿付压力。发行新债补旧债只会让联邦政府的债务问题更加棘手,也会使得特朗普在可能即将到来的衰退周期内缺少财政政策的可回旋空间,届时特朗普将不得不更加依赖于美联储的宽松政策来应对危机。


1研究背景和意义

虽然特朗普自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诸多内政外交政策方面饱受各派别诟病,但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大体呈现繁荣景象。货币政策方面,随着美联储对经济预期的乐观程度进一步增强,美联储加息进程也更加清晰明朗。任期即将过半的特朗普有意在减税计划之后继续着力推行新的减税以及基建计划,但是随着中期选举的落幕以及联邦政府的赤字压力或将让诸多构想止于国会无尽的争论与妥协之中,现在特朗普的阻力或更多来自于共和党内而非民主党。与此前的态度不同,民主党近期表示有意愿与特朗普就1万亿基建计划达成合作,这或许会将此前看似无望的基建计划推向新的阶段。

即使能够克服诸多政治上的困难,特朗普后续的减税及基建计划能否奏效仍然有待商榷。一般来说,经济政策的制定当因应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经济衰退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行刺激经济发展,而当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则互相搭配以防经济过热。近一段时间市场对美国经济是否已进入扩张周期的顶点猜测不断,而一些关键性的领先指标也似乎在暗示经济已经来到高位,拐点似乎已经不远。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虽然确实拉动了美国GDP的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未如愿扩大税基从而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财政资金来源由税收收入和债务收入构成,由于联邦政府连年入不敷出,税收等财政收入不足以满足相关财政行为,举债度日成为联邦政府的日常,但是在赤字和债务问题上联邦政府又受到诸多限制。由于减税计划的推行,美国税收方面的财政收入在2026年以前都将维持平稳状态不会有大的增加,但是财政支出却有望大幅攀升。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推算,预计到2048年,财政赤字缺口将会导致联邦政府债务增加至占GDP152%201931日,特朗普此前签署的暂停债务上限期限将会到期,已经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的特朗普可能会再次面对政府关门危机。此前特朗普已表示希望永久取消债务上限限制,虽然永久取消债务上限可能性不高,但再次提高债务上限却是可能的。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将不得不考虑是否继续推行更大的赤字计划。赤字和债务高企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拖累市场信心和宏观经济,一旦陷入衰退,联邦政府应对危机的可操作空间也将会收窄,美联储方面可能回归低利率甚至零利率。

国债利率方面,受美联储加息以及地区局势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10月份曾一度突破3.2%,为七年来最高,长短端国债期限利差11月有所扩大,但利差依旧有收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通过举债来维持财政资金,债务利息势必成为联邦政府开支中的巨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推测,联邦政府所需偿付的债务利息会随着美联储加息和债务累计而变得相当可观,其规模甚至可能与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必要开支持平,成为联邦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联邦政府在投资等领域的支出将会被压缩,特朗普设想的经济刺激措施也将难以为继,为刺激经济而生的财政计划可能最终却拖累经济。

如何推行减税、如何维持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如何控制联邦政府赤字与债务成为当前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财政三角困局,三个目标并不可能同时实现,而特朗普也很显然并不会放弃其在竞选时就已许下的减税和基建承诺,因此赤字和债务继续攀升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周期和债务周期

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美国除了在二战期间债务比例一度达到106%外,其余时间债务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准。在八十年代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债务规模有明显的上升,而在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和21世纪初小布什时期又有短期回落,随着小布什上台后的减税政策的落地以及在阿富汗以及海湾地区的战争行动,美国的债务规模开始上升。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启动的救助计划更是使得美国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呈现近乎直线上升的趋势。

2.1 里根的减税措施获得成功

里根上台之前,平衡预算被联邦政府视为正确的财政路径。七十年代,由于油价上涨等因素,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危机。危机中上任的里根采取供给学派理论,其经济政策主要有四点,即限制货币供应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税、削减支出实现平衡预算以及小政府主义。里根寄望于限制货币供应量来降低通货膨胀的努力通过彼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取得了成功,沃尔克一改此前美联储以控制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目标,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提升利率等手段,成功帮助里根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扭转了石油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滞胀局面。同时,里根主导的大规模减税计划也取得了成功,并且对后来历任美国总统的经济刺激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断成为被效仿的对象。在1981年推出的税改计划中,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低到50%,最低边际税率由14%降至11%,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措施逐渐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控制等也被取消。巨大的减税规模以及美联储在遏制通胀方面的成功使得美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美国GDP在里根的任期内也以年均3.2%的速度增长,美国经济整体呈现繁荣景象。

可是繁荣的背后却是深藏的财政危机,里根的执政目标之一——削减支出控制赤字实现平衡预算在其任期内彻底失败。上任之初,里根提出在国内福利开支方面进行大幅削减以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损失。里根削减了60年代林登·约翰逊时期联邦政府订立的在医疗、学校午餐计划、失业人士粮票补住等方面的开支。但是随后其试图继续削减社会福利的努力在国会遭到了巨大的阻力,里根在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等领域削减开支的计划被国会驳回。与此同时,里根试图将一些社会公共项目下放给州政府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由此导致公共机构领域的联邦政府雇员在其任内也有增长。此外,越战的失利叠加国内经济的衰退使得美国在七十年代处于迷茫阶段,而前苏联则在此时快速扩张,在科技和军事等诸多领域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在多个战略方向上对美国形成了较大的军事压力。为应对前苏联的步步进逼,里根在其任内提出了一系列国防计划,国防开支相较于越战时期不仅没有削减,反而保持了大幅增长。


社会保险和国防开支的不可控最终导致里根在控制赤字方面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经济的扩张并未能弥补联邦在税收方面的减少,巨额的赤字和高企的债务成为里根留给继任者的一大负面遗产。从1981至1992年,联邦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0.2%下降到18.6%,联邦政府支出从1981年的22.9%增长至1992年的23.5%,债务规模也在1992年底超过了4万亿美元。


2.2 小布什的战争挥霍,控制赤字失败

接任里根的克林顿虽然在其任期内成功实现了财政盈余,但是接替克林顿的小布什政府很快就将克林顿留下来的财政盈余挥霍一空。并且从此以后,联邦政府控制财政赤字的努力也再没有成功。

2000年,克林顿卸任总统时给小布什留下了237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是小布什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克林顿任总统时期,美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20个月的经济扩张,互联网等新技术产业所提供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消退,小布什面临着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的经济困境。为了重新刺激美国经济,小布什效仿了共和党前辈前总统里根,主导了新一轮的减税计划。此前,克林顿执政时期为控制预算平衡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率,国防支出和社会保险等领域也大幅削减预算支出,小布什在其任期内则几乎是将上述财政政策全部推倒。有克林顿留下的财政盈余做后盾,小布什在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支持下启动了总计1.35万亿美元的新一轮减税。2001年签署的税改法案将美国个人所得税由最高边际税率39%调整至35%,房产税也被削减,2003年签署的税改法案继续削减了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红利税。经过小布什的税改,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率降至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2000年的19.96%降至2004年的15.55%

除了推行减税外,此前克林顿政府时期一些被削减的社会福利诸如医保支出等也被重新纳入联邦政府预算支出之内。在众多支出当中,国防开支占据了绝大部分。911事件过后,小布什在其任期内发动了一系列反恐战争,包括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等。此后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泥潭,一直未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抽身,国防开支也连年创新高。除了赤字和债务问题之外,小布什在其任内加速推进金融行业去监管化,银行向购房者无节制地发放次级按揭贷款,最终造成美国房地产泡沫,并引发金融危机。

2.3 奥巴马应对金融危机而扩大赤字

由于小布什政府对金融业过度去监管化,最终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在危机中上任的奥巴马面对着十分棘手的局面。为了使美国经济摆脱危机,奥巴马选择通过扩大赤字刺激美国经济复苏,此前已经积累甚多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由此变得更加不可控。为应对危机,奥巴马在2009年初签署了高达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涉及医改、基建、教育、税改等各个方面。奥巴马延续了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减税计划,2010年通过的减税延期法案总共削减了8580亿美元的税额。

从刺激经济的结果来看,无论是里根还是小布什亦或奥巴马,他们的减税政策在当时来看无疑都是成功的,都成功使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是也都使得本以规模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变得更加不可控。仅从2008财年到2009财年,联邦政府支出就增加了5000亿美元。奥巴马任职美国总统时期,公众持有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几乎是以直线上升,至其卸任的2016年,财政赤字总额达到5846.5亿美元,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总额已达到141676.2亿美元。

规模巨大的债务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内曾多次引发债务危机问题,由于后期民主党并未能掌控国会,奥巴马在赤字和债务问题上与国会之间的争论不断。奥巴马任期内出现了两次较为严重的债务危机,2011年,共和党利用债务上限问题作为削减赤字的谈判筹码,双方未能达成妥协,最终导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以及道琼斯工业股指暴跌,其后的2013年,联邦政府再次面临财政悬崖,为此奥巴马不得不签署没有预算案不发工资”(No Budget, No Pay Act)法案暂停美国债务上限,在债务上限暂停期限到期后,两党仍未就新的提高债务上限和紧急临时拨款方案达成共识,最终导致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在2013101日陷入停摆,两党直到16日才最终达成妥协通过新的预算决议结束了联邦政府关门。

美国税收、支出、债务的财政三角困局

自第一轮减税计划落地之后,美国经济数据给出了积极的正面回应,个人消费等领域的支出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明显,这无疑给特朗普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使其对减税以及基建的信心更足。但是此轮减税所拉动的经济上升并未使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出现大的增长,反而使政府收支缺口逐步扩大。如若减税和基建计划继续被强力推行,联邦政府赤字将不可避免会继续攀升。如何推行减税、如何维持联邦政府支出、如何控制联邦政府赤字与债务,解决三角困局将成为联邦政府下一阶段将要面临的艰难抉择。

3.1 新一轮经济扩张周期下的减税

纵观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不难发现其与前总统里根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里根上台之时美国正处于经济滞胀时期,减税搭配紧缩的货币政策的确帮助美国度过了危机进入了繁荣周期。而特朗普上任时所面对的经济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在其上任前,美国已处于经济扩张周期,经济也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第一轮减税计划的落地,确实起到了可见的积极作用,2018年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创造了近几年的最高纪录,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也达到了3.5%,好于预期,其中第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 (PCE) 年化季环比初值4%,创2014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减税效果显著。

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未如之前所预想的能够扩大税基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20189月份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支由盈转亏,约为1191亿美金,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已连续五个月为负,9月份同比增速为-1.48%联邦政府经常性收入项目当中,税收收入在2018年前两个季度也出现持续下滑,2018年第二季度税收收入约为4752亿美金,经常性支出和经常性收入之间的差额略有增大。此轮减税将于2025年到期,可预见的是,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在2026年之前都不会有大的增幅。

3.2 特朗普构想的大基建对资金的需求

早在20182月份,特朗普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55页的关于基建计划的立法规划。在这份文件中,特朗普指出如果该基建议案获得通过,未来十年内将推动1.5万亿资金用于投资,基建项目审批时间将被缩短至两年或更短,解决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赋予州以及州以下地方政府更多权限,同时也将为未来的基建行业储备合格的劳动力人才。根据特朗普的构想,未来美国将致力于地区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建设投资。计划中的核心内容是联邦政府将设立一项1千亿的专项刺激基金用于鼓励非联邦资金流入基建领域,其中联邦政府出资200亿,州政府则要按照1:4的比例出资800亿。特朗普希望通过修改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资金投入比例,促使州以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向基建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州以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很显然在财政资金方面并没有联邦政府充裕。

当前特朗普推行基建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党内,2月份特朗普提交的基建规划并没有得到国会的积极响应,而当时国会参众两院均由共和党控制。共和党方面担心,联邦政府难以负担大规模基建计划背后的成本费用,并且可能招致民主党蓝州选民和环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进而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而一直对其各种政策质疑批评不断的民主党在近期却不断寻求与特朗普合作推行基建计划,民主党此前表示如果在中期选举中取得众议院控制权,仍可能与特朗普达成约1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116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如预期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因此有可能兑现当时的承诺。在特朗普的众多基建规划当中,民主党认为在运输以及提供就业岗位方面两方的目标是一致的。民主党认为当前美国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随着中期选举落下帷幕,民主党如愿控制众议院,在财政问题上有了更多与特朗普周旋的筹码,对于基建也会更加积极以换取更多支持。虽然双方对于基建需求有共同认知,但是对于如何推动基建以及如何解决基建资金来源双方依旧会产生诸多分歧。可以预见,如果特朗普谋求在任期内通过基建刺激法案,民主党必定会要求特朗普在其它内政方面做出让步以换取民主党的支持,其中反对声浪最大的税改计划和移民政策将会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不过目前横亘在两党面前的最大障碍依旧是财政部的资金预算。当前联邦赤字和债务高企,任何大的资金支出都将不得不面对提高税收或者继续举债的二选一境地。在年初提交的2019财年预算草案中,特朗普提出接下来十年联邦政府在基建方面所需的支出约为1310亿美元,交通运输和其它可自由支配开支将会被削减来抵消基建支出的增长,草案预计将会抵消基建领域约三分之二的增长。但是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相关收支方面的推算与特朗普所提交的预算草案的推算有较大出入,尽管特朗普在草案中声称赤字将会得到缩减,国会预算办公室则认为联邦政府的十年累积债务规模将会比草案中的数据高出2.3万亿美元。并且特朗普所设想的联邦、州、地方政府共同分担基建资金的提议也预计难以得到州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如若民主党方面想要推动基建,特朗普将不得不为资金发愁。虽然双方都有基建的目标,但掌握钱袋子的民主党必定不会让特朗普能够十分舒心地通过新的财政预算和有关债务上限的提议来为自己筹措资金。


3.3 特朗普可能面临的税收、支出、债务的三角困局

综合历史不难看出,从里根到特朗普时期,其中除克林顿执政时期外,美国的经济扩张都毫无例外地伴随着赤字和债务规模地扩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周期性赤字已经发展成结构性赤字,成为横亘在美国历任总统面前的大难题。如若想控制甚至削减赤字缩减债务规模,则势必要在增税或者缩减联邦财政支出两者之间选其一,但是无论选择哪一项对总统来说都是痛苦的。近几十年美国税收政策几乎都被减税所主导,增加税收无疑会招致选民的不满,而财政支出方面也几乎没有可以压缩的空间,如果盲目削减联邦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也必将招致在野党以及选民的反对,同时也会对总统自身在白宫的政治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以接替里根的老布什为例,在其任期内美国经济逐渐从繁荣滑入衰退,同时也面临美联储的紧缩压力。面对几乎同样的三角选择困局,老布什选择了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来应对里根留下的赤字和债务问题,也正因此,老布什在这一衰退周期内几乎没有能够出台具有效用的应对衰退的措施,民众对其经济政策的不满也使得老布什在结束第一任期后就匆匆下台。老布什最先提出的方案计划提高燃油税等能源税种,削减联邦政府在一些必要和非必要项目上的支出。当然糟糕的是,老布什的增税和减支的方案并未得到国会民主党人甚至本党的支持。最终众议院的民主党人驳回了增税减支方案,其后协商妥协通过的方案更偏向于民主党,即提高对富裕阶层的税收,在减支方面的力度也大为削减,而与民主党的妥协也招致了共和党内对老布什的不满。最终通过的增税减支方案站在了美国公众和国会保守主义者的对立面,也最终导致老布什失去了连任总统的可能。

特朗普此刻面对的局面和老布什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奥巴马执政时期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造成的巨额赤字和债务被特朗普继承,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又失去了国会众议院的支持,而国内经济也在2019年末面临着衰退的可能,可以想象在特朗普余下任期内国内政策方面将会遭遇很多棘手问题。但是特朗普毕竟和老布什不同,即使失去了众议院,也未必会放弃自己的政策意见。同时有前车之鉴,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考量,特朗普有意在中期选举之后推动新的税改计划,减税可以说是特朗普财政政策的执念之一。支出方面,在特朗普提交的2019财年预算中,收入保险、医保、教育、学生贷款补助、联邦雇员退休金等方面的联邦支出被削减,但是基建、国防等领域编列的资金需求基本抵消了前些项目支出削减的努力。唯一剩下的选项在特朗普失去众议院后也变得困难重重,此前奥巴马任总统时期就赤字和债务问题同国会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期间多次面临关门危机,同样失去众议院的特朗普在20193月份暂停债务上限期限到期后,预计也将会面临众议院的重重阻挠,并且特朗普缺少谈判的耐心以及妥协的决心,他所要面对的局面可能比奥巴马还要棘手。

美国的财税收入难以满足特朗普的财政行为

4.1 联邦政府财政资金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与债务收入

税收是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美国实行分税制,联邦、州、地方政府三级税收各自征管,且主要课税税种也有不同。罗斯福推行税制改革之后,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逐渐成为联邦政府的主要税收科目,分别成为税收的第一和第二大来源。除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之外,企业所得税、消费税、遗产及赠与税、关税等也是目前联邦政府的主要课税税种。州以及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是各州各自征收的财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税收收入以及来自于联邦政府的拨款。


2017财年,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5871.2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财政收入约为47.86%,占GDP比例为8.28%,社会保险税收入为11619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财政收入约为35.04%,占GDP比例为6.06%。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经济陷入滞胀。随后上台的里根着手制定了一系列减免税收政策以此来推动经济复苏。虽然里根相信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会抵消税收减免所导致的联邦财政收入损失,但是国防等领域的巨额开支还是使得最终结果走向了另一个方向。里根卸任总统之时,美国的赤字和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在此期间,美国的债务规模增加了1.86万亿美元,与之前相比增长了186%。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除了克林顿执政时期,联邦政府大多时候都是入不敷出。联邦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税收已经无法填补在社会福利、国防等领域的巨额开支,只能举债度日,“提高债务上限”也成为了公众耳熟能详的词汇。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债务规模在2017年底达到了20.5万亿美元,由政府间债务和公众持有债务两部分组成。政府间债务是指联邦政府向其他联邦或公共机构所借的债务,如社会保险信托基金等。政府间债务规模占总债务的28%,联邦政府向这些机构发行债券,将机构多余的资金转入财政部手中。政府间债务主要由联邦政府支取的社会保障金和退休金等组成,截止到2017年底,社会保障和残疾保险等信托基金向联邦政府提供了2.82万亿美元资金,占到政府间债务的一半,退休金债务统共也达到了36%一旦美国陷入债务危机甚至出现违约情况,退休群体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占总债务的大多数,为总债务的72%。当前公众持有的债务总额为14.8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政府和机构投资者占据了将近一半的份额。截止到20188月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约1.17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日本紧随中国之后,持有约1.03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此外,美联储也持有23%的美国国债。2007年到2014年之间,美联储持有的国债数额翻了一倍。美联储通过大量购买国债使得利率得以维持较低水平,从而减轻了联邦政府的债务利息偿付压力。

4.2 收入与支出的失衡

政府财政赤字周期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赤字的出现对经济来说未必就是坏事。然而,美国的财政收支已经从周期性赤字转变为结构性赤字,对其自身经济稳定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自从八十年代里根上台到现在,联邦政府只有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短暂实现过财政盈余。小布什时期的减税以及战争行为、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等,都加重了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带动联邦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实现盈余的希望遥不可及。

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大部分都依赖于税收收入,而一系列的减税计划使得税收对于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有限。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计划推行新一轮税改计划,白宫与国会众议院税法编制人员承诺对美国中产阶层进一步减税10%,届时预计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增幅将会进一步萎缩。联邦政府既无办法开源,也无办法节流。支出方面,联邦政府法定支出项保持大幅增长,其中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收入保障、退休金和伤残金等社会福利项目支出。2016年,联邦政府在医疗和收入保障等经常性支出项目上支出达到了26013亿美元,占经常性支出项目总额约62.69%,为联邦最大的开支项目。人口的变化对于未来联邦在社会福利支出方面的支出将会影响巨大,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推算,截止到2048年,美国约22%的人口将会超过65岁,这无疑将会加重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支出方面的压力,单纯依靠财政收入很显然无法满足联邦政府的支出需求。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如果维持当前的法规,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在下个十年将会达到GDP100%,在2048年将会占GDP152%

除了财政赤字问题,美国还存在贸易赤字问题。美国自九十年代末起,美国商品贸易赤字开始攀升,导致经常性账户赤字随之上升,长期的贸易赤字会影响经济增长、就业以及汇率等问题,双赤字并行使得人们担心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程度。

4.3 财税制度对赤字和债务水平的约束

美国宪法对联邦政府的财权有着严格的限制,国会牢牢地掌控着联邦政府的钱袋子,有审议、决定和监管财政预算的权力。债务方面,美国宪法同样赋予了国会决定联邦政府借款能力的权力。

国会在审核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方面有着极其严格负责的流程,总统一般在每年二月份的第一个周一向国会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案,国会收到总统预算案之后会交给参众两院相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参众两院均有各自的预算委员会,相关专门委员会会将各自的预算收支意见汇总至预算委员会,参众两院将根据专门委员会的建议,提出各自的预算决议报告,决定联邦政府的支出额度、预算授权总额、赤字水平等。如果参众两院就预算案产生分歧,则会先行协商再行表决。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决议将会决定联邦政府下一财年的收支计划、公众持有的债务规模以及预算赤字的额度。

国会对美国债务水平的约束主要体现在“债务上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会通过法案授予联邦政府在借债方面更大的操作空间,但同时也设定了所谓的“债务上限”,此后“提高债务上限”也成为了总统与在野党之间主要的交锋点之一。债务上限并不能够影响预算支出或赤字水平,提高债务上限仅仅是允许联邦政府有途径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过往财年已经产生的法定支出等。一旦联邦政府触及债务上限,财政部即进入债券停止发行期。此时国会可以授权财政部临时采取“紧急特别措施”来维持联邦政府短期内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前总统奥巴马在其任期内还通过了“No Budget, No Pay”法案,根据此法案来短期暂停债务上限,此后特朗普政府也采取此应对措施。但是如果最终国会也未通过提高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就无法通过发行新债来偿付到期债务本金和利息,联邦政府将会面临政府关门以及违约的局面。

国会设立“债务上限”的初衷是为了便于联邦政府在战争时期借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上限”问题已经成为两党政争的主要战场之一。现在民主党占据众议院,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很可能再次上演和白宫的拉锯战,以债务上限为筹码,在内政问题上逼迫特朗普妥协。但是理论上来说,即使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会产生诸多争论,但最终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债务上限以避免违约,毕竟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愿意看到美国主权债务违约。

4.4 大规模财政支出可能迫使特朗普提高或继续暂停债务上限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美国债务规模伴随着赤字开始大幅攀升。从美国设立债务上限至今,其已被提高了105次。特朗普在上台之后虽然也提出要控制赤字,但是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18年财年美国预算赤字已上升至7790亿美元,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预计占GDP比重为3.9%如果维持现有法规政策不变,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在2022年可能攀升至占GDP5.1%,在2048年升至9.5%支出方面,美国国会办公室预测联邦政府在债务利息方面的支出将会持续上升,到2048年甚至可能与社会福利支出费用持平。此前,特朗普已签署法令暂停美国债务上限至201931日,此法案允许财政部在债务上限暂停时间内无限次借款。目前,美国的债务规模已超过21万亿美元,在明年债务上限暂停期限结束之后,特朗普将不得不面对庞大的债务规模所带来的财政问题。

从特朗普提交的2019财年预算草案中可以发现,特朗普在削减赤字方面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并不多。特朗普主要的赤字削减项目围绕在医保、收入保险、学生贷款补住等社会福利支出方面,然而中期选举结果表明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支持度并不如他自己所想的那么乐观。如若在其余下任期内继续推动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必然会将受益民众推向民主党阵营,对其2020年总统大选谋求连任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也并无意暂停税改计划,而在基建支出方面,由于民主党的积极表态,特朗普预计也将继续坚持在基建投资方面的支出。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接下来的30年内,美国的财政收入并不会有大的提高,潜在GDP增速方面也预计将会维持在年均1.9%的水平。经济增速有限而税收又在大幅减免,由此可以预见未来联邦政府赤字只会越来越大,发行更多国债填补资金缺口无疑是不可避免的。预计明年债务暂停期限到期后,特朗普将会向国会寻求提高债务上限或签署新的法案继续暂停债务上限。

如果联邦政府选择发行新债,据推算,联邦政府债务在30年内将会攀升至占GDP152%,所需支付的净利息在2048年将等同于GDP6.3%,联邦政府总支出也将达到GDP29%

衰退担忧下的财政政策或将不可持续

5.1 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势对债务的影响

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快速上升也引发了投资者对美国债务的担忧,内部和外部因素叠加导致美债收益率有进一步走高的趋势。美债收益率升高意味着联邦政府所需支付的债务利息规模也会进一步升高,由此也会对联邦政府在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造成较大压力。

美债收益率受宏观经济基本面影响较大,当前美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美债收益率走高。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3.5%,好于预期,其中个人消费支出也创下2014年以来的最高增速。近期美国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以下,9月和10月失业率已经降至3.7%,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预期这个数字将会保持到2018年底。同时,11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劳动力市场依旧继续增长。通胀方面,由于租金成本放缓以及能源价格下跌,美国潜在的通胀压力似乎略微降温,预期的中期通胀水平也依旧接近美联储既定目标。虽然10月份美国ISM制造业指数低于市场预期以及一些房地产指标均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动力在减弱,但是短期来看美国经济依旧处于扩张区间,长期美债收益率仍旧有上行空间。

货币政策方面则依然趋紧。1018日,美联储公布的9月议息会议纪要继续向市场释放鹰派信号,在会议纪要中美联储依旧对美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继续用强劲进行表述,与此同时也展示其坚持加息路径的决心。在议息会议中,部分委员担忧国内通胀水平可能受油价影响走高,甚至表示未来可能采取更加严格的货币政策立场。从预期来看,明年美联储仍可能加息三次。美联储加息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当前增长强劲的美国经济造成下行压力,同时对联邦政府债务无疑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此前特朗普就已打破惯例,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加息政策。短期美债利率更易受美联储加息节奏主导,美联储加息会直接带动中短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此前我们预估美国经济在2019年上半年仍将维持扩张趋势,或将在2019年末迎来经济放缓拐点,因此短期来看长端收益率上行空间仍大于短端。明年3月份美国暂停债务上限期限就要到期,因此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行无疑将会加重联邦政府的偿债压力,对于明年3月份暂停债务上限期限到期后的债务政策决策起到负面影响,偿债压力增加势必会导致国会参众两院在赤字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分歧严重。

美元指数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美债,美元指数强弱目前主要取决于全球资本流动。当前欧洲经济表现疲软,英国新近公布的10月份制造业及服务业指数均创新低,预计其第四季度GDP增速会有大幅减弱,欧元区经济增速近年内也持续放缓,三季度GDP季环比和同比均不及预期和前值,而美国经济近期的强势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资金流入美国,美元指数近来也因此持续保持高位,资本流入美债市场也使得美债收益率同步上行。虽然全球紧张局势升级可能冲击美国经济增长并使得避险情绪上升,但在美国经济出现拐点之前,美元指数仍可能在95上方震荡,进而导致美债收益率对联邦政府债务形成压力。

 5.2 赤字和债务问题将压缩财政政策在衰退期的可操作空间

在此前的报告中,我们已经指出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的施政举措和他的共和党前辈里根十分相似,尤其是在减税等措施方面。但是赤字计划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奏效的,扩张和紧缩政策的选择应当随经济周期的变动而变动。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刺激对经济起到的积极作用是短期的,长期来看对经济的弊处也是显著的,一般认为,只有在经济处于衰退期时,政府的赤字刺激计划会起到积极作用,但如果长期推行赤字可能最终使得财政政策失效甚至对经济增长起到反作用。

即使是里根在就任伊始,除了减税之外考虑最多的依然是如何控制联邦赤字,并且里根接手的是一个已经滞胀多年、缺乏活力的经济社会,而特朗普在就任时所面对的经济环境远比里根所面对的要好很多。特朗普上任时,美国仍然处于经济上行区间,各项经济指标并未显示出有经济过热或见顶迹象,但是特朗普依旧推出了与里根时代相似的财政政策。当下来看,特朗普的刺激措施确实对美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8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表明,减税确实助推美国经济达成了新的高度,GDP的持续高增长、快速增长的社会消费以及稳定的低失业率都使得特朗普对自身的政策充满了信心。但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在的繁荣景象也是对未来的透支,正如前文所言,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的搭配是十分重要的,长期施行赤字对经济的损害可能超过其带来的正面效应,尤其是在经济处于高位运行区间时仍然延续财政扩张政策,那么一旦经济陷入衰退,联邦政府的可作为空间将会被进一步压缩。目前诸多先行指标表明,美国经济虽然短期内仍处于扩张区间,但是已经在逐渐接近经济运行的顶点。关键领域如房地产,今年9月美国的现房销售大幅下降,新屋开工和营建许可也下降明显,分别环比下降5.3%0.6%。同时受加息影响,美国30年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也攀升0.05个百分点,使得购房热情降温。由此可见,房地产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推动力正在减弱。ISM制造业指数在10月份也低于市场预期,其中新订单指数持续下滑,也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正在逐渐放缓。以史为鉴,不断扩大的赤字以及分裂的国会正在压缩特朗普面对经济放缓甚至衰退时的回旋空间。税收、支出和债务的三角困局,再加上分裂的国会,将会使得特朗普接下来的白宫生活变得异常艰难。首先,经济放缓甚至衰退会使得社会总收入减少,而联邦政府在衰退阴影下也不得不提出新的财政扩张计划来刺激经济,这将会使得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继续增大。赤字和债务不断扩大既不是特朗普想要的,也肯定不是国会想要的。为了满足刺激经济所需的资金,特朗普的选项很大可能只有继续提高债务上限筹集更多的资金,或者压缩联邦在一些非必要领域的开支。

如果在本已高企的赤字和债务基础之上继续扩大债务规模,也势必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过度发行国债会推高资本市场非联邦政府机构的借贷成本。一旦特朗普和国会之间因为债务上限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并再度发生奥巴马时期的拉锯战,美国债务违约风险上升将会使得美债收益率走高,民间借贷利率也只会比国债收益率更高,从而加大民间私人融资成本,挤压私人投资。债务风险还会蔓延到股市,影响市场信心,靠减税带动的居民消费也可能面临不利局面。更不幸的是,在美联储日益收紧流动性的背景下,一旦债务危机起势,只会让情况更加糟糕。


综上所述,如果下一轮经济衰退到来,特朗普能够调动的财政资源是十分有限的,财政政策应对衰退所能够施展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联邦政府应对债务危机问题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压缩,继续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只能缓解一时之急,长远来看赤字政策不可持续,并将对经济造成损害。加之国会分裂,一旦两党就赤字和债务问题无法妥协,将引发市场对美国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债务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届时,特朗普或将不得不更加依赖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帮助联邦政府暂时解决债务问题。目前美联储的政策趋于紧缩,一旦债务问题严重影响到联邦政府,美联储或将回归低利率保持宽松,缩表进程也可能暂停并重新大量回购美国国债以帮助联邦政府度过危机。

总结

特朗普的财政政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几任共和党总统的特点,但是与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共和党前辈相比,特朗普就任时所面对的经济环境要好很多。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的选择应该与经济周期同步,与经济周期相协调的周期性赤字可以助推经济增长,但是结构性的长期赤字对经济的损害远远超过其带来的正面效应。里根就任时需要解决经济滞胀问题,小布什也面临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缺乏、进入衰退期的问题,因此他们的减税计划确实能够带领经济摆脱衰退周期,即使如此也给联邦政府的继任者们留下了相当棘手的赤字和债务问题。而特朗普就任总统时,美国经济依然处于扩张区间并未见顶,雄心勃勃的特朗普并未打算为联邦政府留下危急时刻备用的财政资金储备,而是依旧按照自己的意志推出了新的减税计划,当前来看,减税确实促进了美国居民个人消费的增长,并助推经济达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度,可是构想中的减税扩大社会总收入进而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能得到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人们对联邦政府赤字问题的担忧。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如果维持现有法规政策不变,联邦政府债务在30年内将会攀升至占GDP152%,所需支付的净利息在2048年将等同于GDP6.3%,联邦政府总支出也将达到GDP29%同时随着债务的累积,联邦政府在债务利息方面的支出也会急剧增长,据推算,联邦政府的净利息支出在2048年会等同于社会保障方面的福利支出,成为联邦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收入方面,由于减税计划的落地,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只有在2026年减税计划到期后才会有大的增长,期间税收收入的增长将会远远小于支出方面的增长。由此可以预见,本已高企的联邦赤字和债务规模将会变得十分棘手。面对税收、支出和债务的三角困局,特朗普似乎并未对债务问题有过多担心,依旧有意推动其任内的第二轮税改计划和此前承诺的基建计划。20193月份暂停债务上限到期之后,特朗普大概率会寻求提高或继续暂停债务上限,这也必将成为白宫和国会之间拉锯的焦点。特朗普在年初提交的2019财年预算草案当中有意削减联邦政府在医保、收入保障、学生贷款补助等社会福利领域的开支,在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院的民主党向来主张更多关注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加大对富裕阶层的税收来促进社会公平,对于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和削减福利开支计划必将有所行动,民主党很可能利用债务上限来迫使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妥协。中期选举结果也表明特朗普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并未如他料想般乐观,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很可能对2020总统大选谋求连任造成负面影响。

无论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如何拉锯,为避免美国主权债务违约,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达成共识提高债务上限,继续增长的赤字和债务对于已经显露放缓迹象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我们认为,为争取2020总统大选连任的民意支持度,特朗普在2019财年预算草案中所提出的赤字削减方案很可能不了了之,税改和基建则会进一步发力。即使特朗普真的愿意推行自己的减赤方案,也无法得到众议院民主党人甚至是本党议员的支持。债务方面,寻求继续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是特朗普应对债务违约风险最直接的方式,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将会对特朗普提出许多附加条件,迫使特朗普在税改、移民等问题上进行妥协。由于特朗普向来对谈判和妥协缺乏耐心,和国会之间的谈判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由此带来的风险将会蔓延至美元和美股,同时将会推高民间借贷成本,拖累经济进一步扩张明年3月份债务到期时特朗普需要和国会重新谈判,届时市场可能会有不小的波动,叠加美国经济下行担忧,长期来看美元依旧疲软总而言之,联邦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可回旋空间已经大大减小。虽然特朗普对美联储心怀不满,可一旦债务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危机压上,特朗普将不得不求助于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降低利率甚至回归零利率、大幅回购国债等来帮助联邦政府度过危机。

美国许多纳税人都赶在今年首次报税截止日期之前疯狂地申报个税,他们不禁在想,所缴纳的税费究竟用在了哪些地方。

今年,美国政府对家庭的户均预算支出为33054美元,接近历史新高,而收到的户均缴税额为26198美元。户均预算赤字达到6856美元,全国户均总债务规模接近17万美元


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户均预算支出增加了逾5000美元,预计在未来十年户均预算支出还将进一步增加9000美元(本文中的所有数据都已经过通胀调整)。如果不对支出加以控制,最终还是会由纳税人买单,纳税额还会同步保持增长。

美国政府今年将这样使用这33054美元的户均支出


社保/医疗

12401美元



15.3%的工资税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分担,可以涵盖绝大多数社保和一小部分的医疗成本。以当前退休夫妇为例,其可以获得的社保资金比缴纳的金额还高13%,获得的医疗福利是其缴纳总额的三倍,这一数据已经过通胀调整,且是净现值。由于7400万出生于婴儿潮的人将退休,未来数十年工资税的户均支出将增加至30000美元左右


扶贫项目

6112美元



在州医疗项目提供的健康服务中,有一半的支出补贴都将用于贫困家庭。

其他一些低收入支出包括: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发给失业者的粮票、住房补贴、儿保补贴、辅助性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低收入者税收优惠等。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将户均扶贫支出从3600美元上调至4700美元。奥巴马将扶贫户均支出进一步提高至6000美元,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奥巴马医保法案实现。


国防

5046美元



国防预算涵盖从军队薪资到军队在伊拉克、阿富汗等运营再到新技术、设备研发和收购等一切费用。在冷战时期,美国户均国防预算平均在6500美元。在苏联解体前,美国户均国防支出被削减至3800美元。反恐战争后,在2010年,美国户均国防预算支出上升至6700美元

在未来十年,美国户均国防预算将逐步下降至4600美元。近期通过的预算法案或使美国户均国防预算支出降至5100美元


政府债务利息

 2434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为21万亿美元,其中,债券规模为16万亿美元,其余为联邦机构债务(绝大多数都是偿还社保信托基金)。持续数年的低利率政策压低了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成本。然而,预计到2028年,美国债务总额将从2008年的10万亿美元增加至35万亿美元,每年的户均利息成本将接近6000美元。一旦利率水平回归正常,人均利息成本或翻番。


退伍军人福利

1390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将为退伍军人提供收入和健康补助。自2001年以来,由于新的战争增加了很多新的退伍军人,美国退伍军人福利支出翻番。


联邦雇员退休福利

1098美元



这部分成本可以由联邦雇员工资缴纳抵消一部分。


执法

546美元



司法支出包括联邦律师、监狱以及执法补助计划等。911恐怖主义袭击后,国家安全成本适度增长


教育

537美元



教育支出是州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功能,在美国K12教育的9%都来自于美国政府。绝大多数资金都用于低收入学区、特殊教育和高校财务补助。


健康研究/监管

533美元



这一支出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疾控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其他项目。


公路/大众交通

487美元



每加仑18.4美分的联邦燃气税为这些费用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华盛顿扣除了行政成本,并把这些钱返还到了各州。


 国际事务

371美元



包括外国经济和军事援助,驻外大使馆运营,向联合国等组织的支出。自911后,国际支出接近翻番。


赈灾

338美元



波多黎各、佛罗里达、德克萨斯等其他州今年都因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耗费了43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这是自2006年飓风卡特里娜以来的最高支出,当时的赈灾支出为46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