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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的商机!专家深度剖析十年次贷危机带来了哪些影响?

中国资本联盟2019-05-03 10:27:19

金融危机十周年:下一个会是中国么?




徐瑾:人类是否驯服了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更稳定了么?中国经济又从中学习到什么?下一场金融危机又将爆发在何处?

夏季是休假的季节,金融危机却也偏好夏季。
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暂停三只基金的赎回业务。这三只基金管理的资产达到20亿欧元,其中大概7亿欧元涉及美国次贷债券。消息公布之后,全球股市齐跌。
面对2007年8月的金融市场风潮,FT的专栏作家吉莲•邰蒂(Gillian Tett)百思不得其解,她在一个周末午夜突然想到,她曾经出席过的西班牙信贷会议上介绍的种种“结构性投资工具”,可能正是原因所在,这些产品看起来安全却有毒。当年这次会议的资料随即被她扔进垃圾箱,十年之后的她不禁思考,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不是也可能躺在大家忽视的某个垃圾箱里呢?
潮去潮来,无论支付多少亿美元罚款,曾经血流成河的华尔街,始终能够回来主宰游戏。今年9月初,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意外提前离职,他一直呼吁加强金融监管,如今看来,随着特朗普上台,放松监管将是未来潮流,其背后的风险值得关注。

2017年秋天,结束日本访学后,我去了美国短期访学,其中一站是南方城市夏洛特。这是北卡州最大城市,聚集美国银行等总部,过去一直是纽约之外美国第二金融中心,最近随着旧金山崛起下滑到第三。
金融危机过去十年,夏洛特经济逐步恢复,开始意识到不能单独依靠金融业。拜访当地的机构,有人告诉我,过去大家很骄傲于银行业,但这些年大力吸引西门子亚马逊等行业巨头,他说人们不想再做银行城(bank town)。对比之下,中国还那么多城市想建金融中心,这或许是一课吧。



当然,一切反思都是后见之明。
金融危机时,国际主流观点对于次贷的影响仍旧认知不足。2007年,我和当时担任德意志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聊起次级债风波,他认为次级债危机只是导火索,其本身的影响力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中国更是没有直接影响,“次级房贷危机还只是一个局部性的事件,主要集中在美。”
几乎同时,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当时注意到这一新闻,组织了一个会议,作为主办者的乔依德表示,在他记忆中这几乎是中外最早的探讨会,但与会者多数没有预期到危机爆发的严重程度。
十年之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7年9月主办了金融危机十周年会议,不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等多位海外嘉宾,还有余永定与谢国忠等国内学者参加。这一次会议上发布了《全球金融失衡:含义、影响和对策》报告,乔依德等人在其中着重阐述了全球金融失衡对金融危机可能影响,表示不赞成简单地将全球不平衡等同于经常项目不平衡。
还是2007年那个夏天,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诞生,这是全球牛市与中国资金走出去的最佳结合,也被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步伐。即使限售,南方、华夏、嘉实、上投摩根四家基金公司人短期内就筹集了300亿人民币,当时无比风光。结果一出海,就有产品缩水接近五成,十年之内产品仍有在净价一元之下。
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次QDII出海失败也可当做一次风险提示。

从2007年算起,金融危机已经爆发十周年。人类是否驯服了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更稳定了么?中国经济又从中学习到什么?下一场金融危机又将爆发在何处?
回答这些问题,是FT中文网组织《金融危机十周年》的初衷,但这些问题显然没有确定性答案。举一个例子,比如当时是不是应该救雷曼。针对这一话题,昔日合作亲密无间的美国金融危机救火小分队三人组亨利•保尔森、本•伯南克、蒂莫西•F•盖特纳的回忆录比较来看,就存在不少分歧。
金融危机带来的理念冲击的确带来不少观念更新与反思,从金融大佬到财经记者,都纷纷著书立传,如笔者也未能免俗,以中央银行为主题写了《印钞者》一书。
平心而论,对比1933年大萧条带来的观念改变与社会变革,目前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不能说足够。以凯恩斯主义为例,凯恩斯主义起源于英国,兴起于美国,二战后盛行世界,其为何兴起与传播,是经济思想史上重要话题,从经济学而言,凯恩斯主义是对于古典经济的反叛,从意识形态而言,凯恩斯主义则是资本主义面对纳粹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自我调节。
今夕对比,从观念世界而言,2008金融危机话语热闹之下,仍旧难免思想的平庸。从真实世界而言,金融危机的十年,对于南欧等多数国家,人均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可谓失去的十年;对于美国和德国等少数核心国家,从信贷市场崩溃到货币政策宽松,可谓调整的十年。
对比之下,中国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赢家。中国的金融结构规模急剧跃升,昔日债务缠身、举步维艰的国有银行尚且希望吸引海外同行入股来提升自身品牌,如今纷纷晋升世界前列,中国四大银行跻身世界前五大银行,而中国公司也纷纷开始各类海外扫货行为。

2008年金融危机并不是唯一,其可以类比亚洲金融危机。这两场危机之后都是中国无可逆转地崛起,中国也被世界舆论认定为金融危机的赢家。亚洲金融危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最大启发就是自身应该具备外汇储备作为保险屏障。二十年前过去了,这一观点仍旧流行。余永定教授对于亚洲金融关注研究甚多,他自认亚洲金融危机对他的思想形成影响颇大。他从亚洲金融危机得出三个结论,即不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不能轻易让本国货币国际化,尽可能不用外汇储备干预单向的货币贬值。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时候,余永定曾经自问,中国是否面临一场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但强调为了避免危机发生,需要设想各种危机演进预案,建立多道防线。
2017年以来,金融稳定逐渐成为中国政策的关键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10月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讲亦表示受关注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即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银行危机,始终是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主银行体系的国家,对于银行应该谨慎,防范系统性风险意味着更为全面的监管。
我近期美国访学期间,曾经问多年负责银行监管的人士金融危机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有人表示最关键的一课是不能独立监管单个银行,即使他们单独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整体上会存在问题,应该把银行系统作为整体监管。
中国在两次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外界看来风险不大,但是如果探求中国崛起背后的风险,却令人无法忽视。过去四万亿等刺激政策,表面上使得经济强势反弹,但是也埋下未来萧条的可能,透支了中国经济的潜力,使得中国当前不得不直面进入中速增长期的事实。
昔日播下了刺激,如今除了收获自满,更应该警惕。“未来十五年对中国很重要,我真的很担心”。以研究萧条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在日本对我表示中国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候选人,他非常担心。
回看历史,日本从八十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一直一蹶不振,期间经历了银行改革、坏账处理等等金融改革,当时日本政府出手也遭遇过海外道德风险等批判。通过接近三十年缓慢的软着陆,日本也逐渐从危机中调整走出,不过代价却是产业投资与创新退步、社会尤其年轻人人心颓丧。我在东京访学期间,很多政策人士都不约而同地向我指出,美国从日本的金融危机中学习到很多,譬如危机出现时,央行等机构积极出手,破产处理也更为及时。
对比之下,韩国90年代则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快速而剧烈的调整。韩国朋友谈起当年,对于民众拿出黄金首饰借给政府仍旧叹息不已。韩国模式被认为是应对危机的成功模式,通过硬着陆的方式进行调整,短期之内很痛苦,但随着在国际机构介入下清算以及开放,整个国家经济后续有更大后劲,这是韩国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惊险一跳。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冲击,会采用韩国模式还是日本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为会是日本模式,即用时间换取空间,缓慢地应对冲击。
中国近些年即使遭遇钱荒以及股灾等波动,迄今没有爆发大型金融危机,这是好事,也是隐喻,因为这暗示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其规模可能巨大,就相当于没有爆发过大火灾的黄石公园,其实孕育者极大的风险,一般公园管理者其实会主动放一些小火来降低风险。
与之类似,当前情况下,如果中国能够在坚守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刺破一些隐患,出清一些僵尸企业,打破一些刚性兑付,降低一些资产泡沫,这其实对于长期来说是合算的。
由衷希望,下一个不是中国,但比起善良的愿望,我们更应该做好应对。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印钞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 徐瑾




次贷危机以来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




谢亚轩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核心观点:

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一些新趋势。国际资本流动的活跃度显著降低,债务性质的国际资本流动大起大落。欧洲商业银行大举撤资,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出现国际资本的大规模净流出。不少新兴经济体同时经历了非居民的资本撤回和国内居民主体的国际资本外流。不过,次贷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爆发外部危机的次数较之以前要少得多。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这些新特征的背后,有周期性因素如全球风险因素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也有结构性因素,比如欧洲银行业监管规则的变化和新兴经济体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在此期间下,受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双重影响,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呈现高的波动性。展望未来,随着全球金融体系恢复稳定,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回归正轨,全球和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有望稳步走出目前的低谷。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倒闭,此举将美国次贷危机推向顶点,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导致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剧烈波动。本文希望纵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全景图,找出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征,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并研判其未来的走势。一、次贷危机后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六个特征

1、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活跃度远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次贷危机以来的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形势就像“飞人”博尔特在退役之战上的表现一样:高位急跌后踉踉跄跄重新起步。根据麦肯锡的有关统计,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达到历史高点,年资本流动总规模高达12.4万亿美元。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全球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从高位大幅回落。2009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达到低点,略超2万亿美元。此后在2010年虽低位反弹至6.4万亿美元,但其后在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下再次一蹶不振,直到2016年,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可能仅为4.3万亿美元,是2007年高点水平的三分之一。

2、债务性质的国际资本流动大起大落。国际资本流动一般分为四种主要方式:直接投资、权益类证券投资、债券类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以银行借贷和商业信贷等债权债务资本流动为主)。其中,直接投资和权益类证券投资被归类为股权性质的资本流动,而债券类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被归类为债务性质的资本流动。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股权性质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较低,稳定性较强;而债务性质的资本流动波动性高,大起大落,稳定性低。这次也不例外。危机前的2000年至2007年,债务性质的国际资本流动在资本流动总规模中的占比平均高达64%。危机后,其规模显著下降,从2007年高点时的近8万亿下降到2015年低点时的1万亿。次贷危机以来,其在国际资本流动总额中的占比下降至31%,仅为危机前的一半不到。从结构上来看,债务性质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显著回落是危机后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活跃度远低于危机前的重要原因。

3、欧洲商业银行是国际资本撤回的最主要源头。这一点再次表明,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低,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又由于欧洲的商业银行传统上就在国际信贷市场非常活跃,所以,危机后当这些银行不得不收回大量国际银行信贷时,就成为全球国际资本撤回的主要“宗主国”或来源地。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欧洲商业银行对外发放的信贷余额由2007年的23.4万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13.9万亿美元,下降了9.4万亿美元。而同期,日本商业银行发放的国际信贷余额由2.3万亿上升到3.9万亿美元,增加1.6万亿;美国商业银行发放的国际信贷余额一直在3万亿美元,保持不变。因此,可以说欧洲的商业银行是国际债务性资本流动规模显著下降的主要源头。

4、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出现国际资本净流出。次贷危机之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出现下降,比如银行间的拆借和债券交易活跃度明显降低。同时,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45个样本新兴经济体的统计,其中76%的经济体在最近数年出现国际资本净流入(流入减流出)规模的显著下降,这一比例事实上超过了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特别是2014年以来,部分新兴经济体从过去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国转为国际资本净流出国(我们将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视为国际资本净流出)。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地区包括:部分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等)、俄罗斯和中国。以中国为例,2007年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顺差规模911亿美元,与GDP之比为2.7%;该项目的顺差规模在2010年达到2822亿美元,与GDP之比高达4.7%;该项目差额从2014年连续3年转为持续逆差,逆差与GDP之比分别为0.5%、4.4%和3.7%,逆差规模在2015年曾高达4856亿美元。

 

 

 

5、新兴经济体增加持有国外资产的规模呈上升趋势。国际资本流入定义为非居民投资者增加购买某国的资产,资本流出定义为居民增加购买国外资产。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净流入规模的下降乃至由顺差转为逆差,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资本流出规模的上升。为便于理解,笔者曾将前者比拟为“敌我矛盾”,将后者比拟为“人民内部矛盾”。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净流出基本是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下降所致,即主要是“敌我矛盾”。而次贷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居民部门增加持有对国外资产的购买和持有是一个新现象,“人民内部矛盾”正在成为造成资本净流出的主要原因。同样以中国为例,2015年4856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中,增持对外资产带来的资本流出3920亿美元,贡献度达81%。而2016年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入由负转正为2441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出现4170亿美元的逆差,完全是因为国际资本流出大增6611亿美元所致。

6、新兴经济体所受冲击不小但危机不多次贷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所受到冲击不小,如前所述,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国际资本净流入规模的下降,有些经济体甚至出现比较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出。与此相伴生,多数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出现显著的波动,2014年以后部分货币的贬值幅度和波动幅度巨大。以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为例,受次贷危机的冲击,该指数从2008年9月112.5的高位快速回落至2009年3月初的83.9,跌幅超过25%;此后反弹到2011年4月底的108.6之后,开始一路下跌,到2016年1月底最低时达62.9,下降幅度超过42%;目前该指数虽已回升到71左右,但仍较2011年下降近35%。虽然不论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下降的幅度还是从汇率贬值的幅度来看,新兴经济体在次贷危机后所经受的外部冲击都不能算小,但是爆发危机的次数却较90年代显著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仅出现了13次外部危机;而在1990至2003年,新兴市场出现外部危机的次数高达20次。

 

 

 

二、次贷危机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

造成次贷危机后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巨大变化的原因多样,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既有国际性因素也有各个国家自身的国内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一定程度有一些非经济因素等等。

1、全球风险因素解释了危机期间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快速下降。我们可以用VIX指数来衡量全球市场恐慌与波动程度或者说全球风险因素,该指数在2008年雷曼事件爆发和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期间均出现过显著的上升。研究表明,全球风险因素上升期间,各个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流入出现下降,资本撤回的情况也非常普遍,特别是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的收回。对外负债头寸比较高的国家和信贷扩张及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捷克等东欧国家)尤其受到更大负面影响。因此,全球风险因素的变化解释了国际资本流入规模在08至09年以及2011至12年期间的快速下降。

2、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显著影响国际资本流向。一般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债务性质的资本流动,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国际清算银行的学者建立了美联储货币政策放松-全球银行杠杆率上升并向新兴经济体银行提供低成本美元资金-新兴经济体扩张信贷的传导渠道。事实上,国际清算银行何东先生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通过货币政策渠道、全球金融市场渠道、汇率渠道、国际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组合再平衡等多个渠道影响其他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估算,美联储通过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操作,向全球其他经济体“泵出”超过4.3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09至2011年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低位反弹。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际清算银行一篇最新的工作论文认为,国际银行信贷和债券发行有关的资本流动在次贷危机后,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显著上升,到2013年联储宣布将退出量宽,出现“消减恐慌”(taper tantrum)时达到极点,导致债务性质的资本流动规模显著下降,这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另外一种体现方式。

3、欧洲商业银行大规模撤资主要是由一系列结构性因素所致。首先,欧债危机严重影响到欧洲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得这些银行不得不撤回之前在全球投放的银行信贷。其次,2010年以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同时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出现所谓的“长期停滞现象”。使得国际银行业务的风险上升,利润率下降,也导致欧洲商业银行重新发放国际银行贷款的积极性下降。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资本大举涌入的情况下采取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控制短期债务性国际资本流入,也使得欧洲商业银行的国际信贷规模增长乏力。这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3年5月发布的汇发20号文《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4、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制度性改革对于次贷危机后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影响显著。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个方面:一是,多个新兴经济体汇率弹性的提升有助于缓冲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认为,之所以次贷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净流出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出现外部危机的次数却低于80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是近年来多个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弹性提升(如巴西、南非等),有效缓冲了外部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证检验表明,2010年至15年,汇率贬值幅度超过20%的新兴经济体,其国际资本外流规模与GDP之比平均为2.3%,要远低于汇率弹性相对较低经济体4.5%的平均水平。二是,新兴经济体国际储备资产同样有助于平滑国际资本流动冲击。2007年,全球国际储备规模为3.9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25%。在美联储等发达国家央行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全球国际储备规模进一步上升,到2013年达到7.5万亿美元的高点,与GDP之比为27%。此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导致多个新兴经济体出现明显国际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国际储备资产开始下降,发挥缓解外部冲击,稳定汇率的作用。2016年全球国际储备的规模下降到6.6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下降为24%。此外,多个国家实行的通胀目标制,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政策以及旨在防范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措施也都功不可没。

三、次贷危机后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形势的多变性

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形势呈现多变性。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力巨大,资本和金融账户虽仍保持顺差,但与GDP之比由上年2.7%的高位回落至0.9%。其后,一方面由于美联储开始实行非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多项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恢复了较快的增长,所以2009年至2011年中国吸引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快速反弹。2010年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规模与GDP之比达到历史高点的4.7%。此后,欧债危机爆发,2013年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叠加中国国内杠杆率持续上升,经济增速逐步下降,国际资本净流入的规模也逐渐下降,甚至在2012年转为净流出。2012年底,欧债危机风险显著下降,2013年中国加快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这两个因素将2013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入规模推高到创纪录的3430亿美元。但从趋势上看,2013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的上升只是一个奇异点。从2014年开始,中国国际资本连续3年出现净流出,其中2015年的外流规模高达4856亿美元。

次贷危机后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形势多变性背后的原因需要多维度加以解读。一是,国际因素,比如由于欧美经济复苏速度差异和货币政策分化导致美元在2014年至2015年快速走强,使得国内企业和个人增加持有外汇资产,加快偿还外币负债的积极性上升,导致国际资本外流;二是,国内因素,比如,2015年6月和7月股票市场剧烈调整导致投资者出现严重的恐慌情绪,对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广义中国资产失去信心,购汇和持有外汇资产的需求显著上升;三是,周期性因素,比如2014年至2015年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资产的吸引力;四是,结构性和制度性原因,比如2015年811汇改带来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放大了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波动性等。

未来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形势面临的挑战。预计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活跃度处于低位的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比如欧洲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中国等部分新兴经济体的高杠杆率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等等。此外,一些周期性因素似乎也还在对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美联储加息进程的快慢,缩表操作可能的节奏及产生的溢出效应,欧央行何时开启退出量化宽松操作等。但同时也可以看到,经过次贷危机后的调整,全球系统性风险呈下降趋势,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缩的速度预计将以较慢的速度推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逐步恢复,中国国内投资者对于811汇改的理解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认识在加深。整体预判,未来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有望稳步走出目前的低谷。在此条件下,中国的宏观决策层宜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立场,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对私人部门因增加持有海外资产而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出总体上不应加以限制。同时,以中国债券市场开放为主战场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以期在资本更为自由流动的新层面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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